95后陷“白条诈骗案”:6次假冒他人,全都通过面签,下面是潮汐新闻给大家的分享,一起来看看。
捷信贷款面签容易过吗
“就在楼下聊,屋里有朋友,这事他们不知道,很丢脸。”3月20日晚,刚刑满释放的刘学对记者说。
他所说的“丢脸”,是他曾经6次假冒他人通过了京东白条的面签审核,获得超3万的白条赊账额度,最终因触犯诈骗罪获刑,沦为网络黑产中的一员。
而“欺诈”,近年来与狂飙突进的消费金融如影随形,考验着运营机构的风控能力。记者此前报道,近年来至少200人因通过京东白条诈骗、盗刷、套现等获刑,京东账号遭大量泄漏,而京东白条一度存在审核漏洞,面签过程流于形式。京东白条运营部工作人员也对记者表示,在运营中,“信用风险还是可控的,最大的风险正是欺诈风险”。
在这波“消费金融加杠杆”的浪潮中,京东白条打出了一句醒目的广告语:年轻不留白。而对于刘学等多名95后年轻人来说,因陷入“京东白条诈骗案”,留下的是犯罪记录和人生污点。
京东白条主页
“搞一单没事”
2018年1月,直到被带到看守所,罗阳才搞清楚自己被抓的原因。这一切发生在近一年前与同学出省游玩的那两天中。
从湖南东部小城浏阳读完初中后,罗阳在省城长沙一所5年制专科学校读书,因为“实在听不懂老师讲课”,读到一半选择了离开,去一家4s店当汽车修理学徒,工资2000多元一月。
2017年3月下旬,初中同学胡良突然发来一个到外省去玩的邀请。罗阳和胡良的来往并不多,他对胡的印象是:在餐厅当过服务员、厨师,前一年过年时见过,感觉他比较有钱,好像在搞什么京东白条,反正就是买东西和卖东西。胡良有个女朋友王丽,在贵州上大学,他租房住在王丽学校附近。此外,他喜欢打游戏,往游戏里充过四五万块钱。
此次外省游玩,目的地是河南郑州某大学,胡良承诺负责罗阳的路费食宿,还给1000元,只要他到时候“帮个小忙”,拿身份证拍张照就可以了,其他什么都不用管。
罗阳有点心动,“给朋友帮个忙嘛。”
胡良给罗阳打电话时,罗阳正开着语音和另一名初中同学何军玩游戏。何军高中毕业后在某大专院校读书,2016年通过专升本,正就读于湖南某本科大学的销售专业。
“他们说去郑州玩,我很想去,因为我喜欢旅游,还没有去过郑州。”何军对记者说。他当时只想跟他们一起去玩,当胡良说只负责罗阳一个人的食宿路费时,他当即表示他自费跟他们去。“刚开学不久,正好家里给了我生活费。”何军说。
罗阳记得,2017年3月27日,他跟老板请了两天假,和何军一起,坐火车来到了郑州某大学。两个19岁左右的年轻人根本想不到,这趟旅行将使他们的命运与犯罪发生交集。
罗阳、何军与胡良及其女友汇合,四个年轻人,说说笑笑,心情很好。在郑州一所大学的宿舍楼下,胡良掏出两张身份证,对罗阳说,已经和京东公司的面签官联系好了,等下上去拿着身份证拍张照就可以了。
罗阳当时并非没有犹豫。“我问,(被冒充的人)会不会找我啊。他(胡良)说,你放心,到时候找过来了,打死我也帮你把钱还上,不要你负责。”罗阳对记者说,他当时想到的最差的后果是——身份证上的大学生来找他还钱。
何军也被递上一张身份证。胡良承诺,也按500元一单给他报酬。“他们都劝我搞一单,说莫麻痹(注:指‘不爽快’)样,一个这样的事,怕什么?我想着(朋友之间)玩得好,搞一单没事。”
校园白条
罗阳和何军各带着一张他人的身份证,结伴走进了京东白条面签官的宿舍——面签官是一名在校大学生。
此前,他们从未申请过京东白条,隐约知道白条是在京东商城上“先消费、后付款”的东西,此外并不了解更多。他们更没想到,他们正在成为互联网消费金融市场中的一名黑产人员。
在京东白条上线的2014年,中国消费金融市场迎来重要的分水岭。当年,京东白条、蚂蚁花呗、蚂蚁借呗等互联网消费金融领域明星产品相继上线。次年,“微粒贷”也横空出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扩张。消费金融突飞猛进。
2019年1月18日,由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一场关于消费金融的高层论坛上,《2018中国消费信贷市场研究》正式发布。
该研究报告称,截至目前,中国获批消费金融公司已由2009年的4家增至23家,23家消费金融公司既有传统商业银行,又有持牌的捷信消费金融,蚂蚁花呗、京东白条等电商背景为代表的消费金融公司,以及众多的网络小贷牌照。
2015年3月,京东公司针对在校大学生推出校园白条业务。证券日报2015年11月的报道称,京东白条类似在京东体系内发放了信用卡,与传统银行区别最大的是,白条可在一分钟内在线实时完成申请和授信过程。
2015年6月,时任京东消费金融高级总监许凌接受新华网采访称,我国消费金融市场规模有望迅速从千亿向万亿级别挺进,而京东白条帮助白条用户月均消费力提升超过100%。2017年“双11”过后,许凌和秦朔进行了一次对谈:中国兴起了一波新的消费浪潮,分期消费和移动支付的普及激发了消费者。从金融的角度,分期是给自己的消费加杠杆,进行变现,近年来很受年轻人青睐。
多份判决显示,2016年开始,京东公司针对在校本科大学生推出一种全新的白条申请和授信方式——无需绑定信用卡或银行卡,只需要填写真实学籍信息及联系方式,通过京东公司的面签审核,就可以获得最高1.5万元的赊账额度。而针对非大学生,则仍需要提供本人身份证及身份证绑定的银行卡。大学生面签最开始是由京东公司进行远程视频面签,不久又改成由每个大学招聘的兼职大学生担任面签官,进行当面面签。
北京大学法学院金融法硕士研究生孙天驰曾对京东白条的法律性质进行论证,并写出《灰色白条》被广为传播。孙天驰说,他不太理解京东为何要采取“面签”这种“很low很传统”的方式。“大学生就算没有信用卡,但基本都有银行卡,通过银行卡绑定,或者人脸识别,完全可以避免非实名认证的风险。”
京东白条运营部工作人员对记者说,“现在看来,当时的面签审核确实不妥。因为互联网讲究的是效率,当时考虑的就是大学生在自己校园里面签比较便捷。”
胡良有个上线,汪某,是一位在湖南湘潭某本科院校就读的大学生,2016年在一次京东商城的购物中开通了白条支付,并很快发现京东白条申请有漏洞可钻——真实学籍信息通过学信网很容易查到,面签可以叫人冒名顶替,联系方式填写自己掌握的,就可以真的“打白条”购物了,较长的账期还不容易发现。于是,他“操盘”,组织人员搜集大学生身份证,找人冒充真实大学生开通白条,买东西销赃获利。长沙市天心区检察院起诉书显示,汪某团伙由2名主犯、7名从犯组成,分工明确。
罗阳和何军此次冒名去见京东面签官,便是充当了冒充他人这颗关键棋子。之前,汪某的人已经将申请白条的大学生资料提交,京东官方自动弹出对应学校面签官联系方式,并由胡良联系好面签时间。
“没钱了,得去面个签”
实际上,在找罗阳和何军之前,胡良已经找过不少熟人。比如另一名初中同学刘学。2016年,胡良找过来时,刘学正在湖南某医卫学校读大专。
“他(胡良)说,你缺钱用吗?给你一个发财的机会。你拿身份证录个视频,什么都不要你干,给你200块。”刘学说,胡良当场塞了400块钱给他,还向他介绍了京东白条:“就是专门给大学生贷款的,你大专生不行,要本科生。”
“我当时正值青春期,在交女朋友,确实缺钱。”刘学说,他记得前三次冒充他人面签,都是视频面签。大约在2016年上半年,当时他还没有满18岁。“胡良给我一张纸条,上面是别人的身份证号、学校、课程、父母联系方式等信息。藏在摄像头后面念就可以了。视频那头都是些叔叔阿姨,应该是京东公司的员工。”
刘学说,最开始做面签,他很害怕,但在胡良“传销式洗脑”下,他做了3次视频面签后,带着更多担忧又做了3次校园面签,总共冒充了6人。
校园面签大约在2016年下半年,他跟随胡良去了重庆、成都、桂林三地的本科院校。“胡良说带我出去玩,在路上,他说我们没钱用了,得去面个签。”他们花三天多时间,在三个省的三所学校完成三次面签。
有一次,他问胡良,我每次去面签,你获得多少额度?胡回答他,6000-8000元吧,随后补充,“我上面还有人”。
胡良上面的人就是汪某。胡良供述,他也曾帮汪某冒充他人进行过面签。后来,他不再亲自冒充他人面签,而是另找人来冒充。
刘学和罗阳也曾好奇过,胡良等人是怎么弄到这些被冒充的大学生身份证的。后来胡良告诉他们,首先,他们会通过QQ购买身份证,卖家在其QQ空间内展示大量的身份证图片。这些身份证标价500元,可讲价。
然后,他们登录学信网——一个专门查询学历学籍的网站,全称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该网站通过手机号即可注册登录,提供身份证号码即可查询相关信息。在孙天驰看来,学信网本身并无问题,“这就是个开放式的网站,比如,方便招聘机构了解应聘者的学历背景”。
但对汪某等人来说,这个网站也很“好用”。电话卡实名制后,不容易办。他们找到了一种能生成电话号码的虚拟网站,用这种临时电话号码注册登录学信网。因为学信网需要验证,这个虚拟网站充十块钱可以接收100次验证码短信。
登录学信网后,他们再对照卖家QQ空间的身份证号,一一登录查实,确认为在读本科生,则买下这张身份证,并申请开通京东白条。
“很精准,不浪费一毛钱。”罗阳说。
了解到这些“猫腻”,在做完最后一单后,刘学表示他不再做了,也劝胡良不要“走火入魔”。但两人为此大吵一架。
“他(胡良)说,你不做,多的是人做。我弟弟做,我朋友做。你有钱,放在面前的钱不赚。”刘学回忆说。
“一点都不像,但面签都通过了”
见到京东面签官之前,罗阳和何军还是很紧张。
“这身份证是东北的,他们讲东北话,我一口湖南‘塑料’普通话,会不会穿帮啊。”罗阳对记者说,当时他问胡良,胡安慰道,“视频面签有可能通不过,校园面签100%通过。”
刘学说,他最开始搞视频面签时,也有点害怕,“胡良说‘你和这个人鼻子像,你和这个人眼睛真像’。其实,一点都不像,但面签都通过了。”
罗阳和何军最后的面签也证明,这只是“虚惊一场”。
两人均向记者证实以下信息:面签官见到他俩后,并未多说话,直接接过两人递来的身份证,用一台类似银行大堂经理拿的平板面签机器,将身份证正反面拍照,然后又让他们各自持被冒用的身份证在胸前再拍一张,完全没有细看身份证上的照片。整个面签过程仅两三分钟。
拍完之后,面签官“还指着自己手上的机器说,你们把这个拿到班上去,让同学都开通白条,然后我给你们分成”,“听说面签官每通过一个白条申请,可以得5元提成。”罗阳说。
在郑州的另一所大学,罗阳还面签了一次,“速度更快,面签官让我在操场等他,因为他还要去上体育课。他跑过来,说,是你吧,照完相就走了。”
刘学说,他记得去见一位面签官时,“(胡良)拿出100块钱,说你带上去。”而他见到这位面签官并将现金递过去时,“他说了句,‘你太客气了’,然后就接了。”此前一次,他还带过奶茶给面签官喝。
罗阳和何军面签之后几分钟内,胡良的手机就接到了“恭喜面签通过”的短信。罗阳的2次面签,获得了1.4万元的白条额度,何军获得了6000元。
罗阳了解到,胡良有十几部专门用来接收验证信息的老年人手机,有几部智能手机,下载了京东金融App,专门用于申请白条及下单购物。。
郑州的事办完,四个年轻人买了机票,直接飞到了辽宁大连——胡良的女朋友王丽也有任务在身,她此次要冒充大连一所大学的女大学生面签。罗阳记得,王丽获得的白条额度是1.2万元。
王丽有时候需要帮王良整理下单数据,并利用在偏远地区读书的便利接收在京东上购买的包裹。
到达大连后,罗阳、何军的白条额度已经下单购买了手机、电话手表、空气净化器等物品。这些物品的收货地址正好填写为大连某酒店。然后,再从大连寄到了汪某学校所在的湖南湘潭。
判决书显示,罗阳和何军申领的白条额度均花得只剩8.3元和58元。除了电子产品,胡良还购买巧克力等零食。
在大连的第二天,罗阳有事,决定先坐飞机回来。“(胡良)他说没钱了,买飞机票的钱还是我自己出的。”其他人则留在大连玩了几天。2017年3月29日凌晨,罗阳从黄花机场再打车回到老家浏阳,彻底结束了这次跨省游。但他没想到,他的这次冒名行动已经被京东公司注意到了。
不到一年,警察来抓他了。
“小算盘”与“大生意”
长沙警方的侦查显示,汪某、胡良等人“操盘”的,是一个利用京东白条审核漏洞进行诈骗的犯罪团伙。
法院最终认定,自2017年1月至6月,该作案团伙共冒用141人身份进行面签激活,骗取赊购额度在京东商城购买手机等商品,造成京东公司损失近百万元。
这只是依附消费金融进行欺诈、套现的网络黑产的一小拨人。京东金融公关部工作人员提供的一份《数字金融反欺诈白皮书》称,数字金融欺诈已呈现出专业化、产业化、隐蔽化、跨区域等新特征,对传统的反欺诈手段形成极大挑战。随着金融市场的体量和发展潜力逐步放大,其暴露的风险隐患也与日俱增。据统计,2017年黑产从业人员超150 万,涉及年产值达千亿级别。
京东金融公关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面对猖獗的网络黑产,配合警方进行打击也成了他们的必要工作。截至2018年底,京东金融配合各地警方破获电信网络诈骗、非法侵入计算机系统、贷款诈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各类案件80余起,抓捕犯罪嫌疑人500余人,避免财产损失数十亿元。
京东白条运营部工作人坦承,企业风险自担,实在要不回来的只能作为“坏账”处理掉,在运营中,“信用风险还是可控的,最大的风险正是欺诈风险”。
对于像本案中这样的,因身份证被盗用而受到损失的用户,京东金融可免除用户还款责任。但他们同时表示,这样的损失,京东承受得起,“京东白条的坏账率和资损水平低于行业平均值50%以上,其实相对于几千万白条用户、几百亿的白条金额来说,这些刑事案件造成的损失是很低的”。
记者注意到,京东白条现已关闭了白条面签审核通道,在校大学生除填写学籍信息外,必须绑定银行借记卡才能开通白条。
前述《2018中国消费信贷市场研究》称,中国消费金融市场仍有广阔发展空间。仅消费金融部分,规模已由2010年1月的6798亿元攀升至2018年10月的8.45万亿元,占境内贷款比重由1.7%上升至6.3%。行业人士预测的“万亿蓝海”正成为现实。
“说到底,对于企业来说,这不过是一门生意。”作为办理过多起重大金融诈骗案的专业刑辩律师,罗阳的辩护人刘洪认为,打击金融欺诈犯罪只能治标,而将各类消费金融企业纳入统一监管体系,加强内部风险管理,提升风控能力,不给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才是根本之策。
记者注意到,京东白条主页一句醒目的广告语是:年轻不留白,任性花钱,先付后还。而刘洪认为,“消费加杠杆,年轻不留白”正是京东白条的生存逻辑。
2018年2月13日,大年三十的前一天,获得取保候审的罗阳、何军走出了看守所。然而,诈骗犯的标签已经刻进他们的人生履历中:在退赃2万元后,罗阳获拘役4个月,宣告缓刑6个月,何军判罚金刑2000元。
对于案件当事人,人生污点已无法洗白。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本文胡良、刘学、罗阳、何军、王丽均为化名。)
捷信现金贷必须面签吗
4月28日,国内持牌消费金融(下文简称“消金”)的龙头——捷信消费金融有限公司(简称“捷信”)发布了2019年度报告。
年报显示,截至2019年底,捷信总资产1045.36亿元,负债总额932.27亿元,净利润11.4亿元,同比下降18.34%。
利润大幅下滑,导致捷信“老大”地位不保,招联消金登上了消金公司“利润之王”的宝座。根据目前已公开的2019年度报告,国内“业绩”排名前三为:招联消金、捷信消金、马上消金。
与此同时,4月23日,捷信因未按时履行法律义务,再次被简阳市人民法院列为被执行人。在近3个多月内,捷信还分别两次被法院列入了被执行人,不过目前该信息在天眼查上显示已经消除。
自2010年11月成立以来,捷信一直备受争议。它一步步占据了国内消金“老大”的地位,也是国内唯一一家全外资控股的持牌消金公司。成立之初,捷信依靠手机、数码等3C业务起家,遍及全国300多个城市。在2014年以前,捷信依靠大量人员线下地推的模式快速发展,到了2019年时已拥有4万多名员工,让对手望尘莫及。
但同时捷信也深受诟病:涉嫌“虚假宣传、高利率、违法催收”,近期更是投诉量惊人。来自第三方投诉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5日,捷信在21聚投诉的平台上投诉量达到36338件,在黑猫平台上的投诉量为25107件。
“即便第三方投诉平台上的投诉量惊人,但它消金老大的地位还是稳固的,手机、数码等3C业务依然是它的主战场。”一位来自头部互联网消金公司的人士告诉《中国企业家》。
近年来,消金行业在经历了“跑马圈地”式快速发展后,头部公司业绩增速放缓,第二梯队公司也进入了平稳期。加上线上消金领域的爆发,众多互联网巨头涌入,导致行业竞争愈发激烈。
近日,消金领域又迎来“新面孔”。4月9日,平安消费金融有限公司被上海银保监局批复开业。业内认为,平安消金加入,将使消金领域迎来新战局。
老大地位已岌岌可危的捷信,还面临着内部转型压力和外部“追兵”逼近的双重挑战。
近年来,捷信线上布局屡遭折戟。从2019年下半年开始,捷信全面调整线上线下的业务比重,加大线上转型力度。
一位互联网消费金融从业人士对《中国企业家》如此描述,“捷信的线下业务太重,很多互联网巨头入局消金后,(捷信)相当于一个穿着厚重盔甲的武士,要面对很多身着轻薄防弹衣的对手。”
捷信被迫迎战。
加大线下裁员力度
有来自捷信的基层业务员工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表示,自2019年下半年开始,公司就要求将线下业务几乎全部转到线上。与此同时裁员的消息不断传出,突如其来的疫情,则进一步加速了裁员的进度。
“2019年年底的时候,店里就有人陆续被裁。本身线下业务越来越难做。2019年9月,上面又要求我们把所有的业务全部转到手机上操作,驻店业务员(Ra)也分摊了我们的一些业务,开始办单。”一位来自江西九江的捷信基层销售人员(Sa)李华告诉《中国企业家》。
李华进一步表示,以往销售主要负责线下地推、拉客户。如今业务全部转到线上后,不再需要出去拉客户。但由于一些驻店业务员起初不懂线上操作,需要部分销售提供帮助。“现在线下虽然有很多店员,但只要他们不懂线上操作,就会派我们去指导,可我们不仅拿不到提成,工资也减半了。”由此导致基层员工Ra和Sa之间互相争夺业绩。
据了解,捷信对基层销售人员提出了强制性的业务考核——“每人每月的业绩考核,要求数量上必须达到15单或业绩金额上必须达到20万到30万元,二选一”。很多基层销售人员坦言考核“越来越难完成”,或者主动选择离开,或者由于业务考核不合格被公司裁掉。
2018年年初,捷信高管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要布局3C以外,如美容、装修、教育等消费场景的业务。
然而,受疫情冲击,捷信的医美领域金融产品服务也受到较大影响。李华称,“本来去年年底公司就下了裁员计划。疫情期间,捷信的医美分期产品都停掉了。我们以前有8个销售经理,分管线下60家门店,如今就剩下2个销售经理了。”
一位来自捷信的招聘负责人告诉《中国企业家》,近两年捷信的裁员变动,全部与业务线的变动挂钩,发展不好的业务线,人员变动很大。“受疫情影响,原本合作的医美门店不开业或直接倒闭,伴随这条业务线的销售、后台开发及与该业务线相关的职能(比如相关研发技术岗位的招聘人员)就会被撤掉。”
该负责人进一步称,近两年捷信加大了线下裁员力度,尤其是今年年初,“过完年回来,公司主要裁掉了一些E级专员、高级专员、部分主管以及少部分经理”。
在捷信内部,员工的职位级别一共分为三种,分别为M级、E级和O级。M级包括经理、高级经理、总监以及部门Head四层;E级有专员、高级专员、主管和高级主管四层;O级主要是基层业务员,“年后裁员主要针对E级,O级员工基本没有裁,一直处于自然流失状态,公司也没再补充新的人员进来。”
数据显示,捷信的员工人数呈现逐年下降趋势。截至2019年6月30日,捷信拥有全职雇员约4.5万人。而到2019年9月30日,员工变成了4.3万人。“近四年,仅天津的客服中心就走了很多人,目前在职人员有2500人左右。而2016年人数最高峰时客服中心有7000多人。”一位捷信天津总部的招聘人员称。
基层业务销售人员也在被不断“优化”。“即使没有明确的末位淘汰制度,但他们一直处于末位淘汰状态。”上述招聘负责人补充道。
2月26日,捷信CEO翁德雷(Ondrej Frydrych)发表内部信称:捷信已经开始转型,“这是公司在流程自动化与数字化领域取得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必然改变。未来将专注于与客户最密切相关,能给公司带来最大价值的项目,同时对于即将离开捷信的同事表示感谢。”
今年1月,捷信对外发布“2023战略”,声称要通过数字化网络技术的运用不断完善和构建“线上+线下”全渠道金融服务渠道。不难看出,捷信将通过流程自动化与数字化,利用技术代替人工,以降低全职雇员的成本。
线上转型的挑战
自捷信进入中国市场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以手机、3C产品作为切入口,通过线下地推的方式迅速占领分期市场。“早年捷信通过和迪信通、苏宁、国美等门店合作,在卖场派驻店业务员,销售捷信的分期贷款,这样直接垄断了三、四线城市的很多客户资源。”一位曾供职于捷信的员工告诉《中国企业家》。
捷信成立后的4年里,靠着线下打法,一直处于“闷声发大财”的状态。数据显示,捷信营收以每年递增10亿元人民币的速度保持较平稳的增长,2014年,捷信营收从2013年30多亿元陡增到近60亿元。
从2016年到2018年财报数据来看,捷信净利润逐年增长,分别为9.31亿元、10.22亿元、13.96亿元,2018年净利润超越中银消金和招联消金,位列第一,但营收达到百亿级的只有捷信。
不过,随着近年来国内线上消费金融的发展,通过线下场景获取客户的运营成本也不断增加,这给捷信带来不小压力。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月,捷信合作的零售商数量超过29万家,线下贷款服务网点(POS)超过27万个。这些网点店面的铺设对捷信而言是一笔不可忽视的成本。
为降低成本,捷信开始寻求转型。据早年曾供职于捷信的人士称,2015年,捷信就开始探索线上业务,彼时捷信做了一款现金贷产品“福贷”,但并未成为爆发性产品,此次线上转型试水几乎折戟。
2016年年初,捷信继续推进线上转型,向金融科技方向发展,包括线上商城、捷信惠购、机器人项目等。“那时公司内部开始招聘与技术相关的一些岗位,并且客服中心大力发展了三年。到2019年,公司开始大力招聘技术岗位。”前述招聘负责人称,仅2019年就新增近千人的IT岗位,客服中心的一部分业务被捷信APP和线上业务代替而发展停滞。
捷信内部真正的转型也是从2019年这一年开始。不过,一些接受采访的捷信员工称,这几年很多线上业务不是折戟,就是产品体验不佳。
捷信官网显示,商品贷和消费贷是其两大产品,前者主要是捷信与一些商店合作的金融分期业务。后者是指捷信超贷APP手机贷款平台,最高额度为20万元,其中宣称“老用户专享、通过率高”。
“早期的APP,刚上线时体验很差,每款产品介绍几乎都需要你先输入身份证号码和验证码,才能了解产品的具体信息,操作过于繁琐。”上述接受采访的捷信员工称。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黄大智对《中国企业家》分析称,消费金融线上线下在获客方式、风控管理、催收模式等方面差异很大。捷信起初依靠3C业务起家,线下获客部分包括实地调研、面访面签等环节,而互联网消费金融线上主要依靠互联网模式比如电商渠道等场景;风控层面,线上主要依靠于大数据;贷后管理层面,线下贷后管理主要是电话和面推,线上贷后管理主要是机器人催收,需要生物识别等技术积累,这给线下业务为主的公司转型带来挑战。
互联网消费金融行业人士鲍丰庆认为,对于捷信而言,眼下转型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缺乏持续不断的资金储备、消费细分场景、细分市场的深度挖掘和金融科技能力的应用。“由于捷信的互联网基因不够强,之前重点在线下运营,现在转到线上,对于金融科技能力要求较高,如果自身技术研发能力不强,就需要加强和第三方互联网公司如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巨头的合作,进行导流。”
残酷的洗牌
一位接近捷信消费金融的人士告诉《中国企业家》,捷信2020年一季度或亏损20亿元。截至发稿前,《中国企业家》记者曾多次致电联系捷信相关人士求证,但对方称不方便回应。捷信官网的电话也处于无人接听状态。
某种意义上,捷信是早期中国消费金融史的一个缩影,它的业务模式从在灰色地带游离到逐步合规。
“捷信集团成立于1997年,2004年进入中国市场考察了一番,3年后依托三方担保模式开展消费金融业务,完美避开了当时没有放贷资质的问题。到2010年11月10日才正式成立捷信消费金融公司,也成为当时首批获得银保监会批准设立的四家消费金融公司之一。”上述早期供职于捷信的员工告诉《中国企业家》。
捷信消金是在荷兰注册的Home Credit B.V.(捷信集团)的子公司,而捷信集团的母公司PPF集团是捷克最大的国际投资集团。
随着监管趋严,捷信的业务也遭遇了挑战。2014年之后,招联消金和马上消金等快速抓住了线上机会,而捷信一度被业内认为“只是在吃线下业务的老本”,错失了大有可为的线上布局机会。
甚至有声音认为其有“掉队”的风险——“2014年到2015年,很多做3C业务的消费金融公司从捷信挖了很多人,但这块业务到现在似乎也只有捷信玩得比较好。不过它目前已经不在我们的竞品范围之内,‘掉队’太厉害。”前述头部互联网消费金融公司的人士称。
那么,这家曾在消费金融领域叱咤风云、位列龙头地位的公司真的“掉队”了吗?转型后,它能否继续保持在消费金融领域的龙头地位?
值得肯定的一点是,截至2019年底,捷信不良贷款率下降明显,为3.6%。在此之前的2016年、2017年和2018年,该项指标逐渐上涨,依次为6.1%、6.9%和8.4%。
2019年7月15日,捷信向港交所申请IPO上市,募资金额约10亿美元,之后,又将募资金额上调至15亿美元。9月23日,捷信集团宣布无限期推迟原定于9月末的IPO计划,但未给出推迟原因。
鲍丰庆认为,随着用户的消费升级,捷信这种依靠3C业务的模式已经不能够适应用户多元化的需求。他分析称,捷信也意识到不足,在未来三年的战略指引下,产品类别也将从传统耐用消费品逐步扩展到3C产品、家电、家装、旅游、职业教育和健身等垂直领域。“它的意图在于开拓更多的消费场景,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
黄大智则认为,目前消费金融的线下场景必然走向衰弱,趋势是抓线上,但他认为线下并非完全没有机会。“很多小贷公司也在做to B业务,捷信目前在做转型,并非纯线下模式,而是线上线下的融合。”
他指出,转型中的捷信面临的挑战也是整个消费金融行业面临的待解之题。目前由于经济下行,加上受疫情影响,消费金融行业发展的增速会下降。同时由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行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高利贷、不良催收等乱象。这些不规范行为被整治之后,行业必然也会面临增速下滑。黄大智认为,预计2020年消费金融将达到10万亿级以上的规模,而互联网消费金融将会迎来下半场。“受疫情影响,更多玩家入局,这个赛道日益拥挤,也将面临更加残酷的洗牌。”
记者 张弘
原标题:捷信消费金融“老大”地位不保:利润下滑 遭数万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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