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妈狼爸”vs“水母育儿”：育儿观背后的伦理困境，下面是新京报给大家的分享，一起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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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英国《卫报》（Guardian）作者艾玛·布洛克丝（Emma Brockes）亦撰写了《告别虎妈，欢迎采用水母育儿》（Say goodbye to the ‘tiger mom’, Welcome to the school of jellyfish parenting），讲述了自己从“虎妈”走向“水母妈妈”的心路历程。而美国《时代杂志》（Time）先前也刊登过一篇题为《像海豚而非老虎一样育儿——一种行使母职的方式》（A Case for Parenting the Dolphin—Not Tiger—Mom Way）的文章。
区分“虎妈”“水母妈妈”和“海豚母亲”的主要因素在于其行使“权威”的程度：“虎妈”代表了典型的家长制，“水母妈妈”则最为放任，信任孩子的自主选择。正如布洛克丝所说：“我们放弃了（让孩子学）小提琴，我们退出了跆拳道班，我们即将退出舞蹈课……只要孩子不喜欢，我们就会退出”。而“海豚母亲”可被理解为二者的折衷，它并不反对母亲行使权威，而是强调在行使过程中需要充分倾听孩子的想法，向孩子解释教育背后的理由，并与之进行对话。
尽管不如“虎妈”一样脍炙人口，但“水母育儿”和“海豚母亲”也已在育儿领域获得了一定的知名度。在介绍这几种不同的育儿观之外，本文试图从伦理学视角寻找理论资源，并进行一种前提性的追问：行使“母职”如何成为了一个如此令人焦虑的问题？而以上三种模式又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解决令这一问题变得如此焦灼的根源。
撰文丨谢廷玉
何以为母：“母职”与现代性进程
不难发现，“虎妈”等词大多被用于称呼家庭中的母亲而非父亲。在某种意义上，这意味着“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作“母职”的一部分。而这种“教育”被归入“母职”的现象恰恰以现代性进程中性别分工的变化和“父亲权威”的崩溃有关。因此，“母职”问题与现代性进程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事实上，在前现代时期，恰恰是父亲承担了主要的教育职能：他代表了幼儿需要与之形成认同的秩序，因而幼儿的“成人”以严父的塑造为前提；而一种压制性的威权也与这一“塑造成人”的责任相伴随，正如学者唐文明所说：“父子之伦是旧家庭中的首伦，既有长幼之分，亦含尊卑之别……是旧家庭中最让人感觉到家庭之森严的一伦。”
《与命与仁：原始儒家伦理精神与现代性问题》，唐文明著，商务印书馆2020年。
但在现代性的进程中，人们一方面看到原属于父亲的权威遭到了越来越严重的挑战——在西方，托克维尔注意到自由与平等的观念在颠覆“政治专制”的同时也颠覆了以父权为核心的“家庭专制”，而在中国，鲁迅、吴虞等学者更是自发加入对“父子之伦”的批判当中——正因如此，父亲对教育职能的垄断不再具有合理性；另一方面，随着“公共”与“私人”领域被区分开来，男性更多地被前者所吸纳而将大量时间投入劳动与工作。因而在客观上无法实现主要处在家庭领域之中的教育职能。
正是在父权的退让和父亲的退场中，教育逐渐被“母职”所吸纳。也正是伴随着这一过程，“教育”的基本逻辑发生了改变。在前现代的语境下，幼儿之所以应当服从于家长的教育，主要是因为“尊尊”的观念要求其承认父母（尤其是父亲）的权威；但在现代语境下，权威的绝对性已被消解，要求服从的唯一依据在于这种措施有益于幼儿本身。因此，无论是“虎妈”“水母妈妈”还是“海豚母亲”，她们的教育都必须以”这对孩子有好处“为合法性根基。
然而，这一根基本身就不够稳定和牢靠。在“何种事物有利于孩子”这一问题上，至少有两种观念在现代支配了人们的想象，而二者不仅不相重合，反而可能互相抵牾：其中之一即是桑德尔所说的“优绩主义”，在这种观念看来，“美好生活”意味着通过发挥个人的才华和努力取得“功绩”，进而攫取社会地位和财富；而另一种观念则是查尔斯·泰勒所说的“本真性”理想，“本真性”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独到的做人的方式……我被号召以这种方式，而不是模仿别的任何人的方式过我的生活。”
《本真性的伦理》，查尔斯·泰勒著，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
获取“功绩”意味着以一系列可以得到他人认可和赞赏的方式行动，因而其所需要契合的是一种普遍的标准，并在某种程度上“为他人的目光而活”；在某些情况下，这恰恰与“本真性”的理想不相符合，反而要求人们压抑自身中那些代表了个性，却无法在他人目光中得到承认的部分。因此，无论是接受教育的幼儿，还是试图“塑造幼儿”的母亲，都不得不时常在这两种往往不可通约的善好之间择一而行，而这种没有固定答案的选择本身就令人焦虑。
同时，应当采取何种手段让幼儿接受自己的教育也开始变得困难。在前现代时期，“父权”的绝对性让这一问题不成问题。但在当下，权威的消解意味着“被教育”的幼儿也完全可以从自己的视角（即便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视角可能还是不成熟的）出发，对“何种事物有利于自己”提出不同于“教育者”的解答。因此，在现代性的语境中，作为“母职”之一部分的教育之所以如此令人焦虑，就在于价值世界的分裂和个体意识的觉醒，这让作为教育者的母亲需要在彼此冲突的目标之间做出选择，且缺乏一种让自己的教育策略得以实现的可靠手段。如此一来，成为“虎妈”“水母妈妈”和“海豚母亲”都作为可能的解答而登场，为她们提供一种解决上述焦虑的方案。
《青春变形记》中变身后的妈妈。
“虎妈” vs “水母育儿”：执其两端取其中？
在今天的育儿圈里，“虎妈”“水母妈妈”和“海豚母亲”等概念已不再新鲜。而如若梳理与之相关的种种话语，便会发现人们对“虎妈”和“水母妈妈”往往褒贬不一，既欣羡于“虎妈”教育所带来的佳绩和“水母妈妈”所赋予的自由，又忧心于二者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相较之下，“海豚母亲”得到了更加广泛的赞赏。
从直观上来看，“海豚母亲”似乎是在另外两者之间取得的“中道”：“海豚母亲”们“既设定了原则和期待，同时又着重培养孩子的创造力、独立性和沟通合作能力。”正如首先创造“海豚母亲”这一概念的学者，《海豚育儿哲学》一书的作者希米·康所界定的，此种育儿哲学的核心即在于“权威但不独裁，尊重但不忘管教”，以“对话”和“引导”为教育的核心方式。同时，其教育目的也并非单纯获取外在的“优绩”或追求不受约束的“自由”，而是试图培养一系列有助于社会生活的“内在品质”——如利他、创造性、善于沟通等，凭借这些品质，幼儿将可以自主且明智地确定自己的目标，并以合适的手段追求它们。
《海豚育儿哲学》，希米·康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
而究其深层逻辑，“虎妈”和“水母妈妈”之所以令人担忧，主要是因为它们忽视了人类的“脆弱性”和“有限性”。在《依赖性的理性动物》一书中，麦金太尔将“脆弱性”作为人类的重要特征之一，麦金太尔说到：“我们从最初的动物状况发展成独立的理性行动者所需要的德性，与我们面对和回应自己与他人的脆弱性和残疾所需要的德性，其实属于同一系列的德性，即依赖性的理性动物特有的德性。”换言之，幼儿从其诞生时所处的“动物状态”发展为成熟的“理性行动者”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始终处于脆弱且依赖于他人的状态。
《依赖性的理性动物》，麦金太尔著，译林出版社2013年。
以此观之，“虎妈”的教育方式看似以承认幼儿的“脆弱”和“无法自主”为前提，但实际上，其“家长制”的管教方式反而使幼儿难以成长成熟，压抑了成长过程所需的一系列品质。同时，“虎妈”的教育很容易发展为“可能性的暴政”。正如艾玛·布洛克斯所回忆的，在采用“虎妈”模式期间，她“坚持让孩子参加大量的课余活动，搭乘着出租车在各个不同的场地之间飞驰……我希望看到成果，想看到奖章、证书、排行榜”。幼儿的发展仿佛具有无限的可能，而每一种可能都有助于令他们成为“更完善的自己”。因此，在这种“自我完善”的幻象之下，“虎妈”极易令幼儿背上超出其承受能力的负担，而这恰恰与他们的脆弱状态背道而驰。
而“水母妈妈”之所以令人感到不安，则在于她们忽视了幼儿的“脆弱”和“依赖”性，在相当程度上将其视同为成熟的“理性行动者”。她们将“自主”视为最高的原则，进而信任幼儿的“兴趣”和自主选择。但对幼儿来说，前者可能仅是一种一时兴起，而后者也常常出于某种外在的刺激和流行文化的耳濡目染，而非缘于真正意义上的“自主慎思”。
概而言之，“虎妈”的教育方式遵循“后果论”原则，认为教育的手段可以通过其成果——也就是最终取得的“优绩”来得到辩护。然而，“优绩”仅仅代表外在的肯定，在追求优绩的过程中内在品质可能遭受的忽视，以及“自我完善”的陷阱则令此种教育模式备受质疑。而“水母妈妈”所尊奉的“自主”原则也往往与幼儿的具体情况不相适应。相较于它们，“海豚母亲”则更近似于“美德伦理学”和“商谈理论”的一种结合：就其看重内在品质而言，这种进路与美德伦理学相仿；而在培养品质的过程中，平等对话构成了占据主导地位的引导方式，这又与“商谈理论”若合一契，此种模式似乎可以兼顾“内在”和“外在”，也能提供一种取代“权威”的教育手段，因而被广泛看作一种比“虎妈”和“水母妈妈”更好的选择。
《青春变形记》剧照。
“海豚母亲”是答案还是赌注？
然而，“海豚母亲”这一答案本身仍需要进一步的检视。同样是在《依赖性的理性动物》中，麦金太尔将“善”区分为三类：第一类“善”是单纯手段性的善，有助于人们完成某一行为；第二类“善”则有助于人们适应某一种特定的社会角色；而最后一种“善”则是有助于在整体上帮助人们过一种符合人性的美好人生。而支撑“海豚母亲”的关键预设之一即在于，存在一系列内在品质，这种品质既有助于人们适应不同的社会角色，又有助于人性的发展（而非压抑人性中的某些部分）。如若能培养这样的品质，那么“本真性”和“优绩主义”的冲突就有可能迎刃而解。
诚然，这样的预设在一些人身上是成立的，他们既过着一种让自己的人性和个性得到充分发展的生活，又能成功胜任自己需要扮演的诸种社会角色。然而，这种成立在现代社会中绝非是一种“必然”，而是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个人的运气及其所处的环境。
正如阿格尼丝·赫勒所指出的，现代社会中的个体极易处于“分裂”的状态之中，因为他们同时扮演着不同角色，而这些角色往往要求着彼此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品质。例如，大多数的工作可能会要求人们适应“合理化”背景下的工具理性思维模式，用“量化”和“可计算”的方式进行思考和规划。但在另一些场所（如家庭）之中，人们可能又被要求具有“关怀”和“共情”的态度，而这恰恰是反工具理性的。换言之，成功地扮演某一角色往往需要“内化”这一角色所要求的品质，但此种“内化”会阻碍人们在另一些角色上的发挥。因此，必须注意到，“海豚母亲”所提倡的一系列内在品质：如希米·康所提到的“批判性思维，沟通合作，创意，利他主义……”也仅仅在一定的领域之内有效——如若希望这些品质能铺就通往美好生活的道路，那么这需要一定的运气（不会遭遇可能造成严重分裂的情境），也需要幼儿所处的环境能够为这些品质的发挥提供恰当的舞台。
《一般伦理学》，阿格尼丝·赫勒著，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
另一方面，“对话”与“协商”在引导幼儿的过程中也只能发挥必要而不充分的作用。在康德所处的时代，路德宗所主张的教育模式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模式“要求对幼儿系统地灌输恐惧感和羞耻感，令他们频繁且一成不变地重复记忆材料，并鼓励进行严厉的体罚，训练儿童乞求惩罚并为他们所受的鞭打表示感谢。”虽然此种方式的极端性显而易见，但其背后的根据仍值得认真考量。在他们看来，幼儿的理智能力不值得被信任，而惩罚和羞耻的灌输有助于形成“谦卑”的品性。不难意识到，依照理性的指导在对话中达成一致同样是一种“偶然”的情况。在某些时候，对话只能让人们更深刻地意识到分歧的难以化约。因此，“海豚母亲”所倡导的“对话”绝非是某种成功实现引导的“保证”，而只是一种相对可靠且可被接受的方案。
简言之，无论采取何种方式，“母职的教育焦虑”都难以被彻底缓解：归根结底，这种焦虑根植于现代性进程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价值世界的分裂、个体性原则的觉醒，令一切教育方案都只能在一种“相对”的意义上提供保障，而始终承受着运气和环境等外在因素的影响。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不确定性也正是一切伦理生活的特征。正如玛莎·努斯鲍姆所说：“成为一个好的人就是要有一种对于世界的开放性、一种信任自己难以控制的无常事物的能力……（伦理）生活的根基就在于信任变幻不定的事物，就在于愿意被暴露在世界中，就在于更像一株植物（一种极为脆弱但其独特之美又与其脆弱性不可分离的东西）。”正是这样的特征使得“育儿”不同于按照确定的设计图纸来制造某个工件，而更像是一场面向未来和不确定性的，充满希望的“打赌”。
撰文/谢廷玉
编辑/李永博 罗东
校对/陈荻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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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年初，《三体》《流浪地球2》等科幻影视作品中的行星发动机、太空电梯，引发了人们对科幻造梦、科学圆梦的讨论。
科学与科幻“你来我往”、互为灵感并非新鲜事。有1000部科幻作品，就有1001个科学问题。今起本报推出“科幻开脑洞 科学找答案”栏目，以科幻为经、科学为纬，绘就人类在科学上钻研、在科幻上畅想的图景。
“它是三体纪念碑，也是一个墓碑。”
“墓碑？谁的？”
“一个努力的，一个延续了近二百个文明的努力，为解决三体问题的努力，寻找太阳运行规律的努力。”
“这努力终结了吗？”
“到现在为止，彻底终结了。”
“已经确切地证明，三体问题无解。”
……
在刘慈欣的小说《三体》里，“三体问题”作为“三体人”远征的原初动力，推动了小说的发展。确切地说，正是由于“三体问题无解”，“三体人”才不得不向地球出发。
随着《三体》动画版及真人版相继播出，既古老又崭新的“三体问题”也再度进入大众视野。如今，“三体问题”已提出300多年，《三体》问世也十年有余，科幻在进步，科学家求解“三体问题”有哪些进展？
“二体问题”解决了，然后呢？
“三体问题”究竟是什么？它为何如此重要，让无数科学家为之着迷？
在小说《三体》里，“三体人”生活在由三颗恒星组成的三体系统中，恒纪元与乱纪元毫无规律地交替出现。换句话说，在“三体人”的星球上，三颗太阳并不会“照常升起”，而是时有时无，不定时出现。无法破解“三体问题”奥秘的“三体人”只能不断脱水、浸泡，艰难生存。
“三体人”的困境是“三体问题”的一个极端案例。从科学角度说，“三体问题”是天体力学中的基本力学模型。它是指三个质量、初始位置和初始速度都是任意的可视为质点的天体，在万有引力作用下运动的规律问题。
想理解“三体问题”必须回到问题的起点，回到牛顿时代，回到更基础的“二体问题”——两个天体如何运动？有何规律？
300多年前，据说因一颗苹果落地，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在万有引力定律、牛顿力学定律的基础上，牛顿解决了“二体问题”：行星绕太阳运动的轨迹是一个能够用数学公式表示的椭圆轨道。
“在牛顿之前，人们从几何学的角度理解行星的运动——只有图像，没有物理。通过天文观测，人们知道地球绕着太阳沿椭圆轨道运动，但无法解释它为什么沿着椭圆轨道运动。”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周礼勇表示，牛顿解决了两个天体沿椭圆轨道运动的问题，而约翰·伯努利则给出了两个天体在万有引力作用下的轨道形状：这类轨迹在数学上被称为圆锥曲线。
解决了“二体问题”，“三体问题”乃至“N体问题”开始进入科学家的视野。
一场长达数百年的探索正式拉开帷幕。
“三体问题”无解，为什么？
无论是“二体问题”，还是“三体问题”“N体问题”，原本都是天文学的问题，倘若将天体抽象为只有质量，没有大小、体积、形状的质点，这一问题就可以转化为数学问题。
“根据抽象模型写出来的运动方程，完全可以脱离天文学的背景。如果我们去检索在‘三体问题’或者是‘N体问题’上有比较重要贡献的那些人，会发现他们基本上都是数学家。”周礼勇说，“所以其实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数学问题。”
周礼勇介绍，在数学上，“三体问题”被表达为一个常微分方程组。力学系统中常常有一些守恒量，如能量守恒、动量守恒等。这些守恒量对系统的运动构成特定的限制，当这些限制条件足够多时，系统的运动就能确定下来，换句话说，这个系统的运动就被“解出”了。这意味着，科学家可以用已知的函数显式地表达出任意时刻天体的位置和速度。
对由N个常微分方程描述的力学系统，这样的限制条件被称为“首次积分”。1843年，数学家雅可比证明，只要找到N-2个首次积分，就可以完全解出N阶力学系统。
而“三体问题”正是一个18阶的力学系统。为了寻找常微分方程组的首次积分，找到“三体问题”的解析解，一代代数学家使出“十八般武艺”，试图从不同途径靠近答案。
1897年，瑞典与挪威的皇帝奥斯卡二世设立了奥斯卡二世大奖，列出了若干科学难题，其中一个就跟“三体问题”有关。该问题要求科学家给出“N体”中每个质点在任意时间上由已知函数构成的、一致收敛的级数解。
今天，人们已经知道，“三体问题”不存在这样的解析解，或者说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通解，然而数学家庞加莱却凭借对“三体问题”的研究获得了奥斯卡二世大奖。
“他获奖并不是因为找到了这个解，而是因为证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解不存在。”周礼勇介绍，“获奖后，庞加莱还证明不存在更多的首次积分——此前已经有数学家找出了10个被称为‘经典积分’的首次积分。科学家都在思考‘三体问题’能不能解决，而庞加莱的答案是：不能解决。”
庞加莱以否定的方式解决了问题，宣告“三体问题”在通常意义下没有解析解。
1912年，芬兰数学家松德曼证明，除三体碰撞奇点的情况外，“三体问题”存在一个级数解。然而，这个级数解收敛太慢，如果想要应用它，需要写下10的800万次方项——这意味着，松德曼给出的级数解完全不可能实现实际应用。
到庞加莱和松德曼的时代，“三体问题”似乎已经走到了终点，该告一段落了，但科学家不这么想。
借助超级计算机找周期解，有用吗？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有时正是科学的一部分。
数学家已经证明，“三体问题”没有解析形式的通解。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在这个问题上无路可走——迄今为止，科学家已经发现了成千上万族周期解。
“三体问题”既不可解又可解。当它不可解时，宛如导向了科学的“死胡同”，当它可解时，又能“冒出”海量特解，这看上去似乎十分矛盾。其实，寻找通解和特解一直是“三体问题”的两个分支。通俗地说，通解是适用于所有条件的解，而特解则是在一个或多个条件下得到的解。
周礼勇表示，“三体问题”的一类特解是周期解。所谓周期解是指天体运动的一种特殊轨道，在这样的轨道上任选一点，天体在经过一个周期后必然会以同样的速度再次通过这个点。
最先找到“三体问题”周期解的是数学家欧拉。在三个天体总是处在一条直线上的条件下，他找到了3个周期解，它们被称为“欧拉解”。此后，数学家拉格朗日在三个天体呈等边三角形构型的条件下，找到了2个周期解，这一族周期解连同“欧拉解”被统称为“拉格朗日解”，而这5个特解所在的位置又叫作“拉格朗日点”。
在寻找周期解的路上，庞大的计算量是绕不开的“拦路虎”，在用纸笔计算的年代，这项工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进展缓慢。进入计算机时代后，周期解的数量开始大幅增加：
2013年，塞尔维亚科学家利用计算机，成功找出了13族周期解。
2017年，上海交通大学廖世俊教授团队利用超级计算机，发现了695族周期解。此后，该团队发现了更多周期解。2022年，他们提出了求解“三体问题”周期解的路线图。
“超级计算机、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工具会帮助‘三体问题’取得更多进展。”周礼勇表示，“人们求解‘三体问题’时，无非是要总结规律。这个规律在复杂的‘三体’系统里隐藏得很深，目前的人类大脑可能暂时无法找出这种规律。”
“使用超级计算机或人工智能或许能够找到规律，但想要理解规律，彻底解决‘三体问题’，还需要人类的理性。”周礼勇补充说。
找到更多周期解，探寻“三体”乃至“N体”的运动规律，对人类来说有用吗？
周礼勇说，研究“三体问题”有助于人类理解大规模、长时间尺度下天体的运动，了解太阳系外行星系统的形成和演化。当然，三体问题还是混沌系统的绝佳范例。
“实际上，‘三体问题’也是重要的数学问题，与拓扑学、几何学、动力系统等数学分支紧密相关。此外，也有人将‘三体问题’的概念拓展至量子系统等领域中。”周礼勇补充。
回过头来看《三体》里的“三体纪念碑”，那不是一座墓碑，而是一座丰碑——标记着科学家携带着人类的无穷好奇心和无限想象力，去挑战未知所付出的一切努力。它将持续书写着关于“三体问题”的勇气与荣光，过去与未来。
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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