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第一问：印度人口什么时候超过中国？，下面是地史馆给大家的分享，一起来看看。
中印200亿贷款
他们曾被说是白人的负担，是弱国劣政的牺牲者。他们是最底层的10亿人，生活在每天0.99美元的贫困线之下。数万亿美元的援助未能救他们于水火之中，这是印度，存于我们印象中的印度。
印度是一个奇葩的国度，也是一个人口大国，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印度一直是一个神秘的国度。中国由于实行了计划生育，加上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近几年来，人口增长率大大降低。印度人口将超过中国，已是不争的事实。
印度人口可能在2027年超过中国在印度东部比哈尔邦巴特那市，众多乘客“挂”在一辆列车外面。在印度，由于人口数量增长过快，列车运量不足，许多乘客搭乘火车时，不得不“挂”在爆满的车厢外面。
在上个世纪最后10年，印度人口数量净增1.8亿，于2000年5月正式跨越10亿大关，成为世界上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
2020年，中国人口14.39亿，印度13.80亿，这中间有近6000万的差距，但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只有不到0.4%，而印度依然保持在1%左右。根据联合国对世界人口的预测，预计到2027年，印度将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数据来源：Word Population Review
四大因素导致人口激增印度人口政策研究中心指出，印度人口激增主要有4个原因：一是生育率没有随着死亡率的降低而得到有效的控制；二是印度早婚现象仍十分严重，人们没有晚生晚育的观念，生育周期缩短；三是农村地区多生多育的观念根深蒂固；四是医疗系统薄弱，育龄妇女缺少避孕指导，一旦怀孕，只能听天由命。
印度独立后，随着医疗技术进步以及社会发展，人口死亡率不断降低，到上世纪90年代，已由27%降至10%。然而在此期间，人们的生育观念却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多生多育”的传统仍然延续了下来，印度的宗教也对增加人口持鼓励态度。在印度，一名妇女平均生育3.9个子女，而中国一名妇女平均生育1.6个子女，远远少于印度。
其次，早婚甚至童婚现象也在为人口增长推波助澜。在印度中央邦、比哈尔邦等地，女性的平均婚龄不到17岁；在新德里的贫民区，76%的女孩在18岁以前结婚；印度1999年举行一次“全国家庭健康调查”显示，没有达到18岁法定婚龄便结婚的妇女比例高达65%，这些新娘半数以上会在3年内生儿育女。
和中国一样，“重男轻女”也是印度的传统观念，特别是对那些依靠土地为生的农民而言，多子便意味着更多的劳动力。在人口总数达1.67亿的北方邦，每个家庭的平均成员数达到6.5人。
人口增长给印度带来什么我们可能无法想象如果当年中国没有实施“人口计划生育”现在会是什么样，印度的现状就替我们展开了这个设想。除了上文提到的交通问题——人口负重太多，人们出行坐在火车顶部，还会直接导致贫困人口居高不下。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专家指出，印度的贫困人口从1978年至2001年间几乎没有减少，仅仅从3.2亿下降为3亿。与此同时，中国的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3.2亿下降为2001年的6000万。迄今为止，印度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比中国高出了6倍。
印度目前面临的问题是有3亿成年人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基础教育的极度落后和庞大的教育需求以及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使得它的劳动力素质需要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时间才有可能得到根本的改变。由于劳动力素质不可能短期内得到提高，因此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了唯一的选择。
贫困人口最终还会演变成为政治问题。瓦杰帕伊政府执政期间，采取了照顾精英阶层的发展战略，然而经济发展的红利并没有惠及占人口比例最高的贫困人口。辛格上台后，虽说推出了照顾底层民众的《最低共同纲领》，但在极其有限的自然资源以及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社会中，让规模如此巨大的且还在不断高速增加的人口脱离贫困，又怎么可能是件简单的事情呢？
值得一提的是，失业问题在印度并不严重，这要得益于其特殊的社会结构：城市富裕阶层巨大的“家庭服务市场”吸纳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印度中产阶层家庭，一般会雇佣两个以上的仆人来负责处理家庭日常琐事。但是，微薄的收入只能使大多数贫困人口维持最低的生活标准，没有能力为子女提供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其子女也只能接受低端的工作，最终结果是贫困人口越来越多。你很难想象，在2020年，自称世界上最大民主国家的印度，居然连九年义务教育都做不到。
印度人口的优势印度学术界也有一些人反对进行人口控制，他们认为巨大的人口也是一种优势。印度影响力最大的英文报纸《印度时报》发表文章称，“目前印度的人口规模不是负担，反而是经济发展的最大优势”。文章乐观地指出，高出生率使印度人口的平均年龄只有26岁，在全球老龄化不断加剧并且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印度的劳动力资源及成本优势将对其经济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预期推动作用。
中印两国人口年龄结构比较
总的来说，印度人口的增加也不全是坏事，未来会是怎么样的走势，还是把握在印度人自己的手里。
印度人口现行政策（1）惩罚多生。1976年《计划生育法》规定：对有两个以上孩子的夫妇不予提供借贷款、工作、住房、免费医疗和教育津贴等；有3个孩子的夫妇必须绝育，否则处以罚款或监禁。
（2）奖励计划生育者。有关法律规定，独生子女在职人员家庭可在住房上得到较好待遇，绝育最多的村子可优先给予饮水、灌溉和更多的福利保健。
（3）奖励好的计划生育工作者。1年内做了50次以上绝育手术的医生、护士和准医务人员可以增长薪水，并发给奖状。劝说接受输精管结扎手术的人每人可得15卢比。
（4）对“晚”生“稀”生的妇女给予奖励。政府通过立法，提高婚龄以降低人口出生率。妇女21岁之后生育第1个孩子受奖励，间隔4年生第2个孩子奖200卢比（1人民币约等于11.3204卢比）。如果一方作绝育手术，再奖励125卢比。
（5）支持人工流产。政府规定怀孕20周内进行人工流产是合法的。
印度实行人口政策最迫切的做法应该是改变印度人的传统观念，与此同时，作为一个联邦制国家，印度对于地方的控制并不强，来自地方的改革阻力也不可小觑，再者，宗教的阻力对“计划生育”政策也是一大阻力。总而言之，政府的人口政策有效果，但困难重重，还需要进一步地加强对人口的控制，同时也要倾听各方的意见，不断进行变革。
文：罗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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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3000亿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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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9日, 在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碳中和：困局与破局”论坛上，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赵辰昕，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宣昌能等发表了讲话。
当前，在极端天气、能源短缺等众多因素干扰下，实现碳中和道阻且长。在能源结构转型进程中，如何更好地把握“破”与“立”的关系？围绕此话题，四位来自央行系统和国家发改委的有关负责人提出了各自的认识。
在碳减排进程中寻找目标和工具间的最优协调
实现“双碳”目标，应该使用价格型工具还是非价格型政策工具？在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看来，关键在于多个目标和多种工具之间实现自由协调。
周小川在发言时表示，多个政策目标下，以及各种实现目标所用的多种工具之间，理论上会有一个最优的协调，“所以我们要寻找一种最优的协调。”
他认为，要设计一个目标函数，每种目标各有权重以及其约束条件和价格，并把每种目标的约束条件和价格权重调节好，就可能实现碳减排路径上多目标下的最优协调。
对于金融如何支持实现碳中和目标，周小川表示，金融业有很多市场都具有金融特性，未来碳市场和碳市场所涉及到的衍生品产品的发展和监管，是金融业非常擅长的领域。金融业应该帮助把碳市场建设好运行好，使得多个目标和多种工具之间实现自由协调。
中国加快绿色低碳发展的决心坚定不移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赵辰昕会上发言时表示，中国加快绿色低碳发展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不仅仅是提出目标，我们还在扎扎实实推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开展了一系列行动。
赵辰昕指出，当前国际能源市场动荡、极端天气等都影响到减排进程。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到“双碳”工作面临诸多挑战，实现“双碳”目标绝非易事。
赵辰昕表示，要重点做好三项工作：一是深入推进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二是大力的发展可再生能源；三是不断夯实能源安全的基础。
他还指出，国家发改委将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积极就能看出我们的态度，但我们还必须要把握好发展和能源安全之间关系，所以要稳妥。” 赵辰昕表示，要立足我国资源禀赋，持续调整优化能源结构，为高质量发展提供的可靠保障，为实现“双碳”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
加强绿色产品全球互联互通，国际合作非常重要
气候变化是国际问题，近年来，人民银行持续加强绿色金融国际合作。回顾近年工作，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会上表示，中国担任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联席主席，牵头制定了《G20转型金融框架》，成为各国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指引。人民银行还与欧委会相关部门共同牵头完成并先后发布了两版《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中国和欧盟的绿色金融共同目录趋同率大概达到了80%。
易纲同时指出，人民银行也在制定绿色金融“一带一路”标准，并且发起了“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
易纲强调，国际合作非常重要，大家沟通和制定共同的标准，使我们绿色产品能够在全球更加的互联互通。
实施碳达峰碳中和需要“胡萝卜”加“大棒”
易纲表示，人民银行推出了碳减排支持工具。第一类是对节能环保、碳减排技术提供支持，第二类支持煤炭清洁能源。这两项工具自2021年11月推出，已累计使用3000多亿元再贷款，商业银行运用这些再贷款发放了超过6000亿元的贷款。
他指出，实施碳达峰碳中和需要“胡萝卜”加“大棒”。比如，高昂的碳价或者碳税，这就属于“大棒”。而“胡萝卜”就是人民银行的激励机制。
易纲介绍，人民银行的碳减排支持工具按照1.75%的利率给金融机构提供再贷款，但要求商业银行必须承诺对外披露碳排放的贷款余额利率和相应项目所产生的碳减排信息，还要接受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和老百姓的监督。
易纲表示，这个“胡萝卜”激励机制风险可控，是适中的。“我们在项目提供上对中资、外资一视同仁。”
推动逐步实现强制的环境信息披露
人民银行副行长宣昌能在发言时表示，发展转型金融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中国的产业结构偏重，工业化、城镇化在推进过程中，既要发展绿色产业，更要推进高碳行业的低碳转型。转型金融可以为绿色低碳转型提供合理必要的金融支持，“这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和必要。”
宣昌能表示，下一步，将积极推动转型金融标准尽快出台和落地实施。按照成熟一项、推出一项的原则，有序拓展转型金融标准覆盖的行业范围。
宣昌能还表示，要丰富完善转型金融工具，我们已经推出了绿色债券、碳中和债券、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等创新品种，未来要继续创新股权类融资工具、证券化产品，保险和担保等风险缓释工具。
宣昌能还表示，接下来，金融机构和企业要加强自律，强化碳核算和环境披露的意识和能力，大型金融机构要走在前列。推动逐步实现强制的环境信息披露。
责编：万健祎
校对：祝甜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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