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额贷款公司能否兼顾公益？，下面是给大家的分享，一起来看看。
内江隆携小额贷款
在国内8000多家小额贷款公司之中，宁夏惠民小额贷款公司无疑是特殊的一个。对比如今小贷公司单笔贷款额度动辄上百万、受到外界“小额贷款不小额”的嘲讽，宁夏惠民小额贷款公司的单笔平均贷款额度只有2万，主要面向宁夏自治区贫困县盐池，给当地妇女贷款。
那么宁夏惠民的这种模式，是否可以被更多小贷公司复制?
一家小贷公司的公益样本
“我们现在有协调员和推广员，目前有4个协调员，15个推广员，平均一个协调员管三四个推广员，而推广员负责放款、审核和收款，现在一个推广员能负责几百个客户。”宁夏惠民小贷公司董事长龙治普表示，目前贷款大多采取联保模式，实际利率在15%—16%。
联保模式不仅为惠民小贷大大节省了成本，还降低了违约风险。据龙治普介绍，目前公司不良率在千分之三左右。“个别逾期发生的时候，那些联保小组的大姐比我们还要积极，不用我们下去解决，他们自己就解决了，有的是代替还款，有的是几个人给他施加压力。”龙治普把这叫做“熟人团体的小团体道德约束机制”。
目前，惠民小贷的资产总额是2.3亿，贷款余额接近1.9亿，客户接近1万，范围也由盐池县走向了同心县。龙治普未来的目标是，把这种模式复制到宁夏整个南部山区。
虽然与大多数小贷公司一样，宁夏惠民小贷公司成立于政策利好的2008年，但是作为一个流淌着公益性血液的机构存在已经将近20年。从1996年的扶贫项目到2004年的社会组织小额信贷中心，再到2008年成立小额贷款公司，龙治普可以说见证了小额信贷行业从无到有、继而转衰的过程。
实际上，依照国际惯例，小额信贷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扶贫，公益性是自出生就流淌在骨子里的血液。国际上对小额贷款的定义是，贷款额度不超过当地人均GDP的2.5%。按照中国目前的情况，计算下来大概是10万元左右。
据最新数据，截至2014年6月底，中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8394家，贷款余额8811亿元人民币。而之前有数据统计，目前小额贷款公司平均每笔贷款额度是100万元，远远超过小额信贷的标准。
“小贷公司目前名声不太好，上次我们和开发银行谈合作，开发银行说你能不能改个名字，大家一提小贷公司就皱眉头，说就是放高利贷的。”龙治普表示，而自从改制为小额贷款公司，他就需要不停地跟别人解释，为什么自己做公益却要变成一家商业机构：“做传统的公益性项目都是靠捐赠，资金来源没有保证，很难实现可持续发展。就算是做公益，首先也要让自己能生存下去吧。”
“转制以后，资金来源渠道多了许多，比如股东投资、合作机构贷款银行基准利率的批发贷款、公司债权转让等等。”龙治普指出，合作方还包括宜信旗下的宜农贷，去年提供了2000多万。
模式是否可复制?
虽然转制的阵痛不可避免，但龙治普无疑是幸运的。
当初与龙治普并肩作战的小额信贷机构如今已经大量萎缩。自上个世纪90年代国内出现第一家小额信贷机构以来，最多时全国有300多家，而现在，据中和农信项目管理公司总经理刘冬文了解，不过30家左右。难以为继的主要原因，就是自身生存发展遭遇瓶颈。而存续下来的，也被如今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小额贷款公司边缘化。
从目前中国公益小额信贷机构的形式来看，主要是办公室项目、社团协会、民办非企，走的最远的就是改制之后的股份制公司。在股份制公司中，中和农信项目管理公司是行业老大哥，惠民公司是唯一一家改制成小贷公司的机构，此外，一些外资机构也瞄准了这个市场。
相比国内发源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公益组织，外资小贷机构没有历史包袱，加上怀揣国外母公司的丰富经验，终于在国内小额贷款公司政策落地之后登上时代舞台。国内首家外资小贷南充美兴就是其中一家。
“我们坚持双赢原则。”南充美兴总经理何良刚表示。“社会责任和商业可持续性上怎么样实现平衡?我们有个测算，5000元以下的贷款每笔要亏158元，另外一些贷款要亏1000元，收支平衡点是1.5万元，我现在平均单笔发放额度是4万多，所以整体上是盈利的。我们为什么要做亏本的生意呢?出于两方面的考量，一是出于市场的需要，二是基于客户的成长。客户刚开始我们可能不赚钱，但是当客户发展了，当客户做大了，可能就可以盈利。”
目前，已经有一些非营利性小额信贷机构开始借鉴龙治普的经验，积极寻求转型。“我们这两年接待的考察不少，近期有七八家机构已经开始按盐池这种模式进行改制，湖南的湘西已经改制了，陕西西乡最近已经在注册，最近还有很多机构已经改制成民办非企了。”龙治普介绍。
那么，除了原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的艰难跋涉，缺乏公益基因却数量庞大的小贷公司是否具有向公益性靠拢的可能?
四川内江隆携小额贷款公司总经理刘瑶特意从四川来到宁夏学习惠民的经验，她对这个市场很感兴趣。“我们公司现在算是商业性和公益性兼顾，平均单笔额度在20万左右，在城市做小微企业贷款。”
“这个市场空间很大。龙总在盐池县一年就能放1亿，我们在其他地方放5000万、6000万，这几年累计放到50个亿，需求真的很大。”中和农信总经理刘冬文指出，“从技术角度来讲谁都可以做农村市场，但是如果按传统的金融方法去做一定是风险大、成本高的。你有没有创新的方法去控制风险、降低成本，使你的机构既能够在这个市场活着，而且还可以活得很好，这个需要对自身能力的判断。”
“不是简单地说小贷公司下乡就能下乡。服务农村不但是成本的问题，小贷公司从他的理念、治理结构、资本构成以及团队建设、制度建设整个都是要相匹配的，它才能够沉得下去，才能做乡村的小贷服务，否则是不现实的。”龙治普表示。
让更多人看到我们
作为公益性小贷的老大哥，中和农信也经历了几轮改制，最终成为现在的形态。“就像一个人的马拉松。”中和农信总经理刘冬文直言，从业这么多年，最大的感觉是孤独。“做小额信贷的本来就不多，做成商业化、可持续发展的就更少了。”
刘冬文并不担心小贷公司进来后会挤占自己的市场，因为实际情况是，供给严重不足而市场需求强盛。
“我们现在做小额信贷主要是靠自己在行业里的影响力和关系，但这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有更多的从业者进来，政府自然会关注这个行业，给这个行业完全规范的支持、扶持的政策和发展环境，我觉得这是更多人加入这个行业、行业发展之后获得的好处。”刘冬文的眼光无疑是长远的。
“我相信走普惠金融这条道路，低端市场的培育是必经的过程，未来是绕不过这个坎的，会有很多机构顺应这个方向发展。未来一大批微型金融机构成长起来，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龙治普指出。
做的是公益，龙治普也毫不避讳谈钱。“在公益面前，谈钱并不需要羞羞答答，不必认为做公益就要甘于贫穷。”龙治普表示。
目前，惠民公司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开行的批发贷款，今年授信是2亿。“国开行给我们的批发贷款利率是10%，而我们会把成本控制在4%以内，这样就可以实现盈利，而实际情况我们这几年也确实盈利了。”
实际上，小贷公司是否愿意做低端农村市场，最关键的也莫过于利益二字。
“对商业投资者来讲，你的预期是什么?有些小贷机构投资就希望需要3个月、6个月收回成本，而做农村市场可能回报周期比较长。如果一个机构想好了，可以接受较长期的投资过程，同时也有能力和意愿培养客户，这个市场的话也是可以去做的。”刘冬文指出。
而通过政策的制定驱动小贷公司对利益的追求，最终达到公益的目的，未尝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政府应该把扶贫的钱给这些机构来做而不是自己来做，政府只能做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应该制定相应的约束和奖励机制，才能调动这些机构的积极性。”宁夏政策研究室巡视员刘策认为。
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理事长杜晓山认为，小贷公司需要三个方面的政策支持：“首先是法律规定小贷公司融资不得超过其资本金的50%，限制了其发展;其次是政府的批发资金只有个别机构能拿到，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好了对很多公益小贷是一大利好;最后是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政策不够，很多地方不承认小贷公司是金融机构，很多补贴拿不到，这是身份问题。”
税收一直是让龙治普头疼的问题：“营业税5.6%，企业所得税25%，个人所得税25%，本来就是个微利行业，上没了。目前我们还介于正规金融机构还是非金融机构之间，而财政部、税务总局下的文件，金融机构三农信贷、微贷是可以补贴、免息的，但因为不认同你是金融机构，所以还是拿不到。”
龙治普并不否认利润的诱惑之大。但是，他“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正如刘冬文所言：“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北京参考记者 彭梁洁)
隆昌小额贷款公司
记者 罗雪峰 财经研究员 易望奇
近日，全国公安机关打击惩治涉网黑恶犯罪专项行动电视电话推进会召开，通报总结专项行动进展成效，对专项行动进行再部署、再推进。据了解，2022年公安部会同中宣部、中央网信办等八部门部署开展打击惩治涉网黑恶犯罪专项行动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共打掉涉网黑恶犯罪团伙400余个，其中黑社会性质组织20余个，恶势力犯罪集团320余个，其他涉恶犯罪团伙50余个，破获各类案件8800余起，专项行动取得阶段性明显成效。
在相关案例通报中，第三例为福建宁德柯某锋等人网络套路贷案。2021年7月，福建宁德公安机关成功打掉一个主要从事网络套路贷的有组织犯罪组织，抓获犯罪嫌疑人20余人，破获刑事案件20余起，查扣涉案财产2亿元。经查，犯罪嫌疑人柯某锋等人在福州市成立无网络贷款资质的“佰仟借条”公司，利用“借贷宝”平台，通过制造虚假流水、恶意垒高债务、软暴力催收等手段，长期有组织地实施网络套路贷违法犯罪活动。
借贷宝APP再爆涉两起亿元“套路贷”大案
2021年7月，福建宁德公安机关成功打掉一个主要从事网络套路贷的有组织犯罪组织，抓获犯罪嫌疑人20余人，破获刑事案件20余起，查扣涉案财产2亿元。经查，犯罪嫌疑人柯某锋等人在福州市成立无网络贷款资质的“佰仟借条”公司，利用“借贷宝”平台，通过制造虚假流水、恶意垒高债务、软暴力催收等手段，长期有组织地实施网络套路贷违法犯罪活动。该组织利用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通过“免抵押”“快放款”“低利息”等广告吸引被害人与其联系，在审核资质时获取借款人身份资料、照片、手机通讯录等信息，约定收取放贷金额30%左右的“砍头息”，利用“借贷宝”平台注册的放贷账户与被害人签订借贷合同，虚增与“砍头息”金额一致的“保证金”，制造出与合同金额一致的虚假流水，再用支付宝账户回收“砍头息”“保证金”“展期费”“逾期费”等费用，形成远超实际借贷金额的债务关系。
为催收非法债务，组织催收人员持续通过软暴力方式逼迫受害人给付财物，大量被害人陷入债务深渊，有的甚至绝望轻生。目前，审判机关已对该案依法作出一审判决，柯某锋等人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敲诈勒索罪、洗钱罪等罪名，数罪并罚分别被判处十八年至五年不等有期徒刑和相应的财产刑。该案为公开披露的打击惩治涉网黑恶犯罪专项行动5起典型案例之一。
（图源：中国警察网）
2023年2月17日，四川内江市公安局对外披露：2022年6月30日，隆昌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王某春（江苏高邮市人）为首的12名骨干成员及133名被告人，利用网络贷款，多次组织实施诈骗、寻衅滋事、敲诈勒索、催收非法债务、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窝藏等违法犯罪行为，造成多人离婚离职，9人自杀（其中4人死亡，5人未遂），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影响及其恶劣，以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分别判处23年至3年6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22年12月31日，内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为此，这起涉及7万余名受害人，涉案金额高达3.6亿元的特大涉黑涉网犯罪集团尘埃落地。
（图源：内江公安微信公众号）
据披露，该犯罪组织以公司化模式非法运作，有12名固定组织成员，130多名员工，分工明确。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活动规约，为防止泄露犯罪信息，办公室还安装隔音墙，门上设置指纹锁，部门之间严禁串门。同时还制定了员工目标考核制度，对年度突出的员工进行高额奖金奖励。通过非法购买公民个人信息，虚假宣传推广，引诱借款人借款。利用短信、网络链接推送APP软件，以“714”高炮的套路方式诱骗借款人。自2017年12月至2020年6月期间，分别利用“借贷宝”等平台和“恒丰e贷”等APP，累计向全国31省市，74000余人受害人实施“套路贷”诈骗，非法获利上亿元。
（图源：内江公安微信公众号）
用户投诉数千条 借贷宝APP为何沦为罪犯“帮凶”？
公开信息显示，借贷宝APP开始由同创九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下称 “九鼎投资”）等出资设立，人人行科技开发，九鼎创始人吴刚担任董事长，后总经理王璐在2015年升任人人行科技董事长。据王璐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自述：其于2012年进入九鼎投资实习，后任董事长吴刚助理，在2014年参与借贷宝的组建。2015年，借贷宝宣布获得20亿融资。中化岩土（002542.SZ）发布相关增资公告，子公司参以3000万元现金获人人行科技0.1364%的股份，借贷宝当时的估值高达200亿。当年，借贷宝“拉人返现”营销宣传投入20亿的消息广为流传，一度被视为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头部企业。2017年，借贷宝CEO王璐对外透露考虑赴港上市，预计时间为2018年或2019年；2019年6月，借贷宝副总裁曾军对媒体表示借贷宝已做好上市前的一切准备，正等待合适的时机。然而，时至今日，借贷宝的上市计划未见付诸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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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黑猫投诉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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