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监管将为盲盒市场“划红线”记者探访：消费者最担心的是售后，下面是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给大家的分享，一起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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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交汇点新闻客户端】
交汇点讯 盲盒这种兼具趣味性和神秘感的产品近几年横扫市场、吸粉无数，但蓬勃发展的“盲盒经济”也引发了过度消费、攀比等诸多问题。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盲盒经营活动规范指引(试行)（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拟对盲盒销售的内容、形式、销售对象等方面作出规定，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食品、药品和活体动物等不得用盲盒销售”“不得向未满8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隐藏款抽出概率应公示”等内容引发关注和讨论。
如今的盲盒销售市场情况怎样？消费者和商家对新规的态度和反应如何？专家又有怎样的看法及建议？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进行了探访。
意见稿：
盲盒将告别“野蛮生长”，多个条款引发讨论和关注
拆盲盒的乐趣成了年轻人的一种潮流，但是“万物皆可盲盒”也引起了不少争议，尤其是此前以活体动物为售卖主体的“宠物盲盒”更是让许多人大呼“不能接受”。记者注意到，此次发布的意见稿提出，药品、医疗器械、特殊化妆品、有毒有害物品、易燃易爆物品、活体动物、无着快件、食品等在使用条件、存储运输、检验检疫、监督管理等方面有严格要求的商品，不得以盲盒形式销售。
针对低龄未成年人容易冲动消费购买盲盒的现象，意见稿拟规定，盲盒经营者不得向 8 周岁以下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 8 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商品，应通过销售现场询问或者网络身份识别等方式，确认已取得相关监护人的同意。盲盒经营者应以显著方式提示 8 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购买盲盒应取得相关监护人同意。
消费者对“七日无理由退货”早已经非常熟悉，但是在线上渠道逐渐成为主流的当下，通过网络购买盲盒是否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规则？意见稿中提出，盲盒经营者通过充分告知提示，并经消费者确认后，以互联网形式销售的盲盒商品拆封后可以不适用七日无理由退货。但以全包形式销售整套系列商品，消费者拆封后要求整套退货的，经营者应依法执行网购七日无理由退货规定。
不少年轻人一边吐槽一边抢购：一入盲盒深似海，从此常成“冤大头”。意见稿还拟规定盲盒经营者应将商品名称、商品种类、商品样式、抽取规则、商品分布、商品投放数量、隐藏款抽取概率、商品价值范围等关键信息以显著方式对外公示，保证消费者在购买前知晓。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国内首次为盲盒经营“划红线”。今年1月，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就曾发布《上海市盲盒经营活动合规指引》，就盲盒价格体系、抽取规则、售后保障等内容作出规定，为盲盒经营活动提供可参考的规范发展指南。
探访：
商家多进行了未成年人购买提示，但落实有难度
8月19日，记者探访了南京新街口附近的多家商场，发现不少商店销售盲盒类产品，且多位于商场一层、二层和地铁口附近等较为显眼的位置。
在中山南路的一家商场内，商家已在盲盒展示柜等较为醒目的位置树起了产品购买须知的牌子，并特别注明：未成年人需在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购买。部分商家还写着“关心爱护未成年人是责任”的标语。
记者随手拿起了一个盲盒，发现生产商在包装盒的侧面标注了该系列隐藏款的数量和抽到隐藏款的概率等相关信息。多数产品都在包装上标明了“本产品仅适用于15岁及以上人士”，还有部分产品标注内含小零件警示年龄过小的消费者不要购买。
记者在现场看到，多数未成年人都是在监护人的陪伴下购买盲盒类产品，但他们在购买时也不会特别留意产品包装上购买年龄限制的提示。对于小学生等年龄较低的消费者，商家在收款时也没有进行必要的询问和提醒。当前线下自动售货机也没有发现专门识别8岁以下未成年人的方法，部分网友也认为自动售货机难以执行购买年龄限制方面的规定。
此外，在线上旗舰店虽然也会表明产品的适用年龄，但在购买时并不需要输入年龄，也没有明显的弹窗提示。而在使用抽盒机小程序购买盲盒类产品时，在支付界面的购买须知会提示：未满8岁的消费者在抽盒机的一切消费行为须经监护人同意并在其陪同下进行。
一个正在选购盲盒的小学生告诉记者，玩具类的盲盒她只是偶尔买一两个，如果没有抽到自己想要的那一款她也不会太纠结。一旁的家长则表示：“每次带小孩儿出来玩的时候，会给她买一两个，也不会买太多。”某潮玩店的店员告诉记者，来店里购买盲盒的人以20岁以上的年轻人为主，“小学生很少的，来我们店里的大概90%都是大学生。”
声音：
“意见稿”知晓度不高，比隐藏款更让人头疼的是售后
记者探访期间，正值某潮玩店每周新品发售的时间。不少消费者聚集在店内，购买盲盒类产品，交流“抽盒”经验。当记者询问他们对“意见稿”的看法时，大部分消费者表示他们还不知晓相关信息。
不少消费者认为自己的消费是相对理性的，他们会在自身经济承受范围内购买盲盒。一位资深盲盒玩家小郭告诉记者，她虽然很享受拆盲盒的乐趣，但只会购买自己喜欢系列的盲盒，不会刻意的追求隐藏款。
但对隐藏款“上头”的年轻人也不在少数，部分隐藏款盲盒在二手平台的价格会是普通款价格的十倍以上。大学生小颖就坦言，自己会为了抽到隐藏款而进行非理性消费。“当时我很想要隐藏款，曾经连续抽了16个盲盒也没抽到自己想要的。”小颖告诉记者，最后她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买到了想要的隐藏款盲盒。“当时我抽盲盒花的钱都够我买两个隐藏款的了。”
比起抽到隐藏款，让盲盒消费者更“头疼”是盲盒产品的售后问题。小张在线下店拆盲盒时，便遇到了商品的质量问题。当她和店员沟通想换个新的时，却被告知线下店铺没有现货，要联系线上客服才能换货。而线上换货的过程也并不顺利，她最开始没拍清楚产品的正脸，被商家告知要重新审核。在小张拍好照片的好几个小时后，系统才告诉她通过审核，将在不久后上门取货。“至于他们什么时候把新的发给我，我也不知道。”
在通过线上渠道购买某盲盒产品时，记者发现，不少商家线上盲盒类的产品依然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即便是整套购买也不支持。当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的多为杯子、手机壳等非盲盒类产品。
当记者提及“征求意见稿”中“全包形式销售整套系列盲盒可七天无理由退货”时，不少消费者都表示很惊讶，“这肯定是好事，但还需要落到实处，让更多人知道。”
专家：
有法可依，才能让盲盒产业可持续发展
“盲盒这种营销模式并非新生事物，中国古代的福袋、饺子等也可被视为一种‘盲盒’。只不过，在‘Z世代’成长起来后，中国的盲盒商品由于规模化的发展才成为产业。”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长三角文化产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郭新茹表示。
郭新茹从三个层面分析了近两年盲盒产业蓬勃发展的原因。她说：“盲盒市场的火爆从某种层面上反映了年轻消费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她认为，不确定性是年轻人喜欢“玩盲盒”的原因。这种不确定性会给消费者带来惊喜和期待，抓住了消费者的猎奇心理。抽到隐藏款盲盒商品会给消费者带来超预期的消费快感，同时，盲盒商品的不确定性也会增加消费者的购买频次，使消费者产生容易路径依赖。
盲盒的隐藏款是商家设置的稀缺版，这会进一步强化盲盒商品的投资属性，在二手平台，部分隐藏款盲盒甚至可以卖到几千元。“隐藏款盲盒的稀缺性也使其成为炫耀性的商品，进一步强化了其社交属性。部分年轻人对隐藏款盲盒的消费需求是为了满足其情感需求。”
盲盒产业的蓬勃发展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盲盒的市场规模在快速扩大，但监管却在一定程度上落后于行业发展。“商家依据消费者的心理需求进行营销本身并没有问题，但要让消费者产生持续的好奇和期待，更多还要靠产品本身品质的提升和品牌的塑造，要建立和消费者之间稳定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让消费者产生可持续的需求。”同时，郭新茹认为，国家拟出台相关意见来规范盲盒市场是好事，“尤其是其中‘盲盒经营者不得向 8 周岁以下未成年人销售盲盒’这一点，表明相关部门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隐形的社会问题。”
同时，郭新茹也指出征求意见稿人性化的一面。比如，向8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商品，需取得监护人的同意。“类似的做法很人性化，并没有直接把8周岁以上未成年人的盲盒消费需求抹杀掉，这也有利于维系盲盒商品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可见，相关意见是具有弹性的。”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高宁 张洁茹 黄欢 实习生 李文玉
编辑: 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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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 晋
把书本读活，是很多人的追求。所谓读“活”，就是把书本知识转化为认识，把认识转化为智慧，把智慧转化为能力，把能力转化为实践，进而在实践中有所创造。概括地说，就是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
从掌握知识到实践创造，体现了从主观到客观，从认识世界到改造世界的实现逻辑。贯不通这根逻辑链条，很可能就是教条主义。因为书本知识不能代替人们在实践活动中的复杂判断和困难选择。同一部兵书，马谡的用法是背本本，诸葛亮的用法就不是。王明和毛泽东都读马列著作，王明读的甚至更多，但他是教条主义，毛泽东则强调实事求是。可见，读书效果的好坏，关键在于读法和用法，在于是不是拥有从书本到实践，从主观到客观进出自如、出神入化的本事。
毛泽东拥有这样一种大本事。他能够把书读活，得益于他别具一格的读书方法。他的读书方法，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值得体会。
把读书学习当作一种调查研究
人们的知识来自三个方面：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向书本学习。这三个学习有交叉，有贯通。这当中，书本是前人或别人的思考成果，终究来自实践，来自对人民群众创造的各种经验的概括和提升。毛泽东读《徐霞客游记》和郦道元的《水经注》，就关注两位作者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才能写出有所发现的“科学作品”；读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也说蒲松龄“很注意调查研究”，否则他哪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故事。
书本知识来自于调查研究，阅读者读书，自然也成为一种调查研究的途径了。调查研究有多种形式，如蹲点察看，座谈了解，也包括阅看相关报告、材料和书籍。毛泽东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举例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那些原理原则是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如果没有伦敦图书馆，马克思就写不出《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现在印出来是一个薄薄的本子，他研究的原始材料，比这本书不知厚多少倍。列宁的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他用好几年时间研究哲学史才写出来的。”
毛泽东爱读书，同时又提出“反对本本主义”，看起来矛盾，实则反映出他提倡的读书理念，不是为读而读，而是向前人或别人的实践经验作调查研究。怀着调查研究之心来读，就是要“本本”，不要“本本主义”。有了此心，翻开书页，才会觉得是在与一种生动丰富而又未知的世界打交道，由此才会有所收获。
读书要到“底”，经典的和重要的书反复读
毛泽东把读书学习叫作“攻书”。要“攻”，就不能半途而废、浅尝辄止，必须到“底”。所以他1939年5月20日在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的学习运动动员大会上说，“学习一定要学到底，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底’。自己懂了一点，就以为满足了”。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总结讲话中向大家推荐五本马列著作，形象地说明了何谓读书到“底”：“我们可以把这五本书装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后，就读他一遍或者看他一两句，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一年看不通看两年，如果两年看一遍，十年就可以看五遍，每看一遍在后面记上日子，某年某月某日看的。”
这是毛泽东的经验之谈，他也是这样做的。在他留存的一些书籍上，便写有某年某月“起读”“再读”这样的字迹。在延安，他对曾志说到自己读《共产党宣言》的情况：“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对喜欢的文史哲经典，毛泽东同样经常读。上世纪50年代，他对人说自己已经读了5遍《红楼梦》，此后，他又15次索要过《红楼梦》，这在工作人员的记录中有明确记载。
反复阅读经典书籍，因每次阅读背景不同、需求不同、心境不同、年龄不同，总是会有新的理解和发现，这样，书中的价值内容也就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掘。
相同主题的书，要把观点不同的著述对照起来读
毛泽东读美国历史的书，就让人到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去借，专门写条子说，不光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关于研究拿破仑的书，他同时找来苏联、法国和英国学者写的《拿破仑传》和有关著述，对照起来读。关于《楚辞》，1957年12月一次就要了50余种古今对《楚辞》有价值的注释和研究书籍。关于研究《老子》的著作，在1959年10月23日外出时带走的书籍中，就有“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
另外，毛泽东还一直强调，要阅读一些和自己的观点相反的书，包括反面的书。1957年，他对领导干部讲，要读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1965年初，他让中宣部编辑出版蒋介石的全集，中宣部根据这个意见编辑了《蒋介石言论集》系列，准备每本印5000册。毛泽东批示：“五千册太少，应出一万册。”60年代，毛泽东多次讲，不读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书，就不能真正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并说“这是我的经验，也是列宁的经验，也是马克思的经验”。
读书不仅要有传统的“四到”，还要注重讨论
古人强调读书要“眼到”“口到”“手到”“心到”。“眼到”好理解。毛泽东的“口到”，不光是自己吟诵，还经常在一些场合，给人讲书，直接宣达自己的阅读体会。所谓“手到”，就是动手写笔记，写批注，由此体现“心到”。目前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读书批注，就有《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收了他读10本哲学书的批注和一篇读书摘录；《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收了他读39部文史古籍和范仲淹两首词的批语；《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评文全本），共5卷，收了他在“二十四史”中的一些书里作的圈画和批注；《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毛泽东手书历代诗词曲赋典藏》等，则反映了他读古代文学作品时随手书录的情况；13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收了他读各种书刊和文章的批示、批注和批语，数量很多。
毛泽东读书，还有一个“耳到”，即组织读书小组由人念，大家听，再一起讨论，由此相互启发，碰撞出思维的火花。比如，青年时代，他组织过读书小组；延安时他组织过关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读书小组；1959年底又组织读书小组到杭州等地研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晚年眼睛不好，就请人读给他听，边听边议。
读书的时候要善于当“联系员”
读书要当“联系员”，是毛泽东1958年11月同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等人谈话时提出来的。只有当“联系员”，才能对所读之书有所比较和分析，进而见人之未见。
所谓“联系员”，有两层含义。
一是把书中写到的观点主张、人物事件，同与这些观点主张、人物事件有关的或对立的另一个侧面，联系起来思考。例如，毛泽东读《史记·高祖本纪》，不仅关注刘邦的内容，还联系书中有关刘邦的对立面项羽的描写，来作比较，进而得出“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的结论。再如，读日本学者坂田昌一谈基本粒子还可以再往下分的《关于量子力学理论的解释问题》，毛泽东就联系《庄子》里说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观点来理解，认为坂田昌一说的“是对的”。
“联系员”的第二层含义，就是善于跳出书本，联系现实来理解和发挥。毛泽东在1958年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语中说，把书中的“‘我国’（指苏联——引注）两字改为‘中国’来读，就十分有味道”。他针对现实工作中存在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和有禁不止的情况，要求党的领导干部读《史记》时，要体会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善于调动各方面的力量集中到主攻方向上来的领导方法。读苏联的《简明哲学辞典》，毛泽东就抓住其“同一性”条目只强调矛盾的对立、否定矛盾转化这个形而上学观点，把它同斯大林时期苏联不善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做敌我矛盾转化的情况联系起来理解，进而认为，这个条目反映了斯大林晚年政治上犯错误在思想方法上的根源。
读书的时候要善于当“评论员”
这也是毛泽东1958年11月同陶鲁笳等人谈话时提出来的观点。所谓“评论员”，就是对书中内容要有自己的看法，要有所评论，不是跟在书本后面亦步亦趋，而是从自己的知识背景和实践需要出发，对书本知识进行创造性的发挥，进而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毛泽东的读书笔记和谈话，常常体现政治家的敏锐和见识。《通鉴纪事本末·石勒寇河朔》叙述石勒拿不定主意是否攻取幽州，问计于谋士张宾，张宾分析了王浚、刘琨和乌桓几方面的情况，帮助他下决心攻取幽州，毛泽东从中读到的是“分析方法是极重要的”。毛泽东读《汉书·赵充国传》，认为赵充国建议汉宣帝实行屯田的奏章，由于分析得当，才取得了对公卿们“说服力强之效”；读《老子》，说其中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一句是告诫人们分析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读《不怕鬼的故事》，认为《宋定伯捉鬼》一篇对“新鬼大，旧鬼小”的描述，说明对具体事物“要具体分析”。从这些评论，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如何注重并善于从书本中读出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方法论的。
当“评论员”的读书方法，使毛泽东常常在书中见识到一般读书人所难见到的精妙，发一般读书人所难发的评论。诸如，他认为过去被看作荒淫无度的商纣王，其实是一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有辩证法，歌颂了一个模范丈夫；枚乘的大赋《七发》，是批判保守主义的；贾谊的《治安策》是最好的政论；《水浒传》里的“三打祝家庄”，反映了搞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红楼梦》写的是封建社会历史等等。这些评论，往往成为前人和今人所未曾言到的一家之言。
以上读书之法，彰显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反映了毛泽东的读书活动同客观实践的深刻关联。这种关联，激活了书本，让一些“闲”书有用，“死”书变活；也激活了毛泽东的思考，使他常有新的思想收获，进而在实践中有新的运用和发挥。
习近平同志号召“领导干部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增强“八个本领”，其中第一个本领就是“增强学习本领”。善读书，就是一种学习本领。毛泽东善于把书读活，对我们增强学习的本领，不无启发。（陈 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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