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全媒+丨共谋区域发展 共谱合作新篇——RCEP生效实施首年释放巨大红利，下面是新华网给大家的分享，一起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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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日电 题：共谋区域发展 共谱合作新篇——RCEP生效实施首年释放巨大红利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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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22日，载着72辆外贸出口新能源整车的“海丰雅加达2228S”货轮在广西钦州港顺利起航。一周后，这批货物享受到较一年前更低的关税，在完成清关后进入泰国市场。
货物贸易成本明显降低、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深度融合、包容发展让区域百姓广泛受益……2023年1月1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迎来生效实施一周年。一年来，RCEP大幅提振地区经济复苏信心，为区域乃至全球贸易投资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经贸合作红利：以更高水平开放惠及22亿人口
对东盟国家农产品商而言，RCEP生效的重大利好在于关税降低带来进口成本下降和出口机遇增多。根据协定，区域内90%以上的货物贸易将最终实现零关税，这极大促进了跨境贸易往来。
在老挝万象，满载着榴莲、龙眼、椰青、香蕉等水果的专列从万象火车站发车，经中老铁路入境后通过冷链集装箱运抵成都、重庆，再集散发往各地。
这条水果进口铁路直达跨境通道的顺利打通，可提升一倍以上运输时效，大大缩短跨境水果运输的时间并降低成本。
老挝中国总商会理事长徐国武说，RCEP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作用的放大器。如果说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硬件，那么RCEP就是一套通用软件。中老铁路通车加上RCEP生效，联动各方有效资源，使得各种资源、各种需求、各方市场得以在一个共同平台上自由匹配，加大了效能，提高了效率，扩大了市场。
随着中国消费结构升级，以东南亚水果为原料制作的小吃、蛋糕、潮饮等产品近年来不断推出，丰富了中国消费者的味蕾，也让一些食品企业看到了商机。
在一家烘焙食品生产车间内，工人们全神贯注地在流水线上忙碌，生产以东盟国家进口的榴莲肉为原材料的榴莲酥；车间外，一辆辆物流货车正等待装箱，把榴莲酥运送到各地市场。
广西轩妈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唐春龙说，榴莲酥保留了榴莲肉的鲜香，从电商接单后当天生产当天发货，销往全国各地。2019年产品一经推出就受到市场欢迎，年销售额从刚开始的80多万元快速增长到2022年的近2000万元。受到榴莲酥热销的启发，公司计划开发更多以东盟水果为原材料的烘焙类食品，更加深入地拓展东盟市场。
2022年，越南百香果、榴莲先后获准进入中国市场。“这对于拥有丰富水果资源的越南是一个好消息。”越南银行学院讲师杜氏秋说，希望未来能有更多越南农产品出口中国，发挥两国资源互补优势，充分利用好RCEP，推动双边贸易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位于广东深圳的兆驰照明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正加班加点装配一批计划输往日本的LED吸顶灯。公司负责人邵奎贤说，RCEP生效给公司带来了更多订单，2022年公司的照明产品出口额增长了约35%。目前公司排产已经排到了2023年4月份，15条生产线每天都在满负荷生产。
新西兰奶粉、韩国化妆品、日本高端电子设备……不断深化的RCEP“朋友圈”激发外贸增长潜力。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2年前11个月，中国与RCEP其他14个成员国进出口合计11.79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9%，持续显示出RCEP区域贸易自由化优势。
泰国法政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阿颂西认为，RCEP对区域乃至全球贸易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各成员国之间互利共赢，共同推动形成更大市场，消费者可以更多产品。RCEP还鼓励非成员加入，以进一步扩大协定范围，有效推动多边贸易体系发展。
产业链接红利：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稳定的基石
“原产地累积规则”是RCEP的一大亮点。根据该规则，除部分特定产品外，大部分产品只要在加工过程中实现的增值部分属于15个成员国，且累计增值超过40%即可享受相应关税优惠。
泰极（广州）汽车内饰有限公司主要为日本日产、本田、三菱等汽车厂家生产汽车内饰配套。今年前11个月，该公司运用RCEP原产地累积规则出口货值达1.01亿元人民币，享受减免关税约40万元。
该公司报关部门经理钟铭辉介绍，公司生产的汽车座椅面套使用来自日本的进口原材料价值占比约为60%，按原产地累积规则享受RCEP的关税优惠，税率由原来3.8%降至3.4%，以后会逐年递减直至降为零。“这将进一步提升我们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顾清扬认为，RCEP确定的原产地累积规则是一项重要的政策创新，使得相关产业布局可以更灵活地遵从效率原则，这将有力促进成员国之间的产业链供应链整合。RCEP成员国之间具有很强的产业互补特征，RCEP成员国间直接投资的增长反映出区域内产业链整合的势头不断加强，这对区域外经济体也具有强大吸引力，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外商投资。
2014年进驻泰中罗勇工业园的豪迈（泰国）有限公司是中国汽车轮胎模具制造商豪迈集团的海外公司之一，目前有员工近500人。“我们的供应商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RCEP生效实施后，最直观的改变就是采购原材料的通关效率得到提升。”公司总经理邱金亮表示，中国和东盟在贸易上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来自双方的多重政策利好让公司立足泰国、辐射整个亚洲市场成为可能，对未来发展很有信心。
柬埔寨已成为区域和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生产的服装、鞋类、旅游用品和自行车出口到世界各地。柬埔寨商业部副国务秘书兼发言人宾索维吉说，RCEP实施一年来，优惠关税为东南亚国家提供了更大的市场准入，为柬埔寨在疫情后的贸易增长注入了重要动力。RCEP帮助柬埔寨实现出口多元化，并进一步融入区域和全球经济。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翟崑认为，RCEP统一的经贸投资规则将形成更大的合力，推动成员国企业发挥各自产业优势，并在区域内进行供应链、产业链的更高效布局。
在广西天恒汽车部件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的展示厅里，新能源汽车铝合金制电池托盘、高表面装饰铝材、铝合金制轨道车辆零组件等产品被摆在显著的位置。这家2021年组建的制造业企业如今是多家新能源汽车企业电池托盘和家电企业铝饰板的主流供应商，拥有铝合金表面处理的核心技术。
“我们企业铝产业链条的原材料、加工、终端市场等环节涉及东盟、日韩和国内的资源，RCEP生效使贸易成本降低，增强了产品竞争力，2022年公司预计实现产值4.5亿元，同比增长55%。”公司总经理李智说。
在印度尼西亚，中国汽车品牌五菱在当地实现本地化生产，2022年下半年，五菱首款新能源全球车Air ev（右舵版）在印尼正式下线，并成为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的官方用车。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带动了一批上下游企业进入印尼市场，有助于推动整个印尼汽车产业链的变革，引领印尼汽车出行新理念，推动当地电动汽车产业快速发展。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亚洲研究所副所长袁波说，一年来，RCEP使成员国之间贸易投资各项成本大幅降低，有力促进了区域内贸易投资往来，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韧性更足、更加稳定，助力区域抵御外部经济动荡和冲击。
包容发展红利：让地区发展迈向共同繁荣
来自越南的阮明庄是广西大学金融学专业的在读博士研究生。求学、工作再到重回校园，她已经在中国生活10多年，见证了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到RCEP生效实施的发展历程。
“从刚开始学习汉语到现在研究区域产业经济，我深刻感受到不断加深的经贸合作给地区发展带来的变化。”阮明庄说，希望毕业后继续在中国扎根，从事RCEP区域经贸方面的工作。
像阮明庄这样对区域发展满怀信心的青年，不在少数。得益于RCEP区域内日益密切的交流合作，人文交往有了显著提升，经商、留学、跨国婚姻等群体不断增大，许多人对RCEP带来的变化深有体会，关税降低、通关便利等新规生效，使区域内跨境电商贸易加速发展。
来自泰国的卓冰月已在中国工作生活多年，她不仅是一名青年主播，还从事着中泰间的贸易。广西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的“U”型堆场装卸工艺、码头自动化作业等高科技给她留下深刻印象。
“泰国也有很多港口，随着RCEP深入实施，中国与泰国等国家的合作一定会更多，泰国与中国港口的交流合作也会更密切更高效，泰中贸易将获得更大增量，我也在为未来发展蓄力。”卓冰月说。
翟崑说，区域贸易的增加呼唤多元化人才，以大数据、互联网、跨境电商为代表的新型贸易正成为RCEP成员国之间服务贸易合作新增长点。
马来西亚女孩佩丽雅是跨境电商的受益者之一。她在广西南宁留学攻读医学硕士研究生，学习之余，机缘巧合成了一名跨境电商平台主播。在直播中，她会给中国朋友推介马来西亚榴莲，也会向东南亚朋友介绍中国的茉莉花、六堡茶。
“直播就像连接我和远方亲朋的纽带，我想未来我也会继续兼职直播。”佩丽雅说。
整体关税减让、跨境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协作、市场准入进一步放宽……在从事跨境经贸合作的投资者看来，RCEP可以带动区域内新兴产业形态的塑造与拓展，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更多发展潜力。
新西兰企业纽仕兰研发总经理罗伊·范登克说，随着RCEP的深入实施，新西兰企业面临更优惠的关税和更便利的贸易措施，营商环境改善使公司在中国的销售额迅猛增长，也使中国消费者能够快捷地获得优质产品。中国巨大的市场为纽仕兰这样的国际企业提供机会，也将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可以预见，RCEP的包容发展红利将让亚太地区发展更加繁荣。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亚经济研究所所长彼得·德赖斯代尔表示，在当前全球贸易面临巨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RCEP是全球贸易体系一个巨大的稳定因素。它可以增强地区经济增长稳定性，为世界经济从新冠疫情等冲击中复苏提供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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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慕峰
上一篇，我们讲到韩国人一生无法避开的六大财阀（启示一）通过回顾韩国近七十年历史，了解韩国为何会形成以少数财阀为主导的经济模式，以及这种经济模式对韩国政治经济带来了哪些影响。
韩国经济资源高度集中于少数财阀，三星、现代、SK、LG、韩华和乐天六大财阀2017年营收占韩国GDP超过60%，产业覆盖石油、化工、燃气、制铁、建设、船舶、汽车、电子、信息通信、半导体、物流、金融、医药、时尚产品等各领域，控制了韩国经济命脉，并对全球经济有重要影响。这种以财阀为主导的经济模式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它对韩国政治经济的影响又是什么，这是本文主要探讨的内容。
一、李承晚、尹潽善执政期（1948-1961）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朝鲜半岛独立，以三八线为界开始南北对峙。1948年8月15日，大韩民国成立，李承晚任首任总统。
在韩国成立之前，三星创始人李秉喆、现代创始人郑周永和韩华创始人金钟喜的经营事业已开展十年，LG创始人具仁会于1947年创办了乐喜化学，乐天创始人辛格浩于1948年在日本创办了日本制果。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历时三年，1953年7月27日南北签署停战协议。朝鲜战争对各财阀创始人的经营事业产生了重要影响，李秉喆、郑周永和具仁会都离开汉城前往釜山。李秉喆在1951年创办了三星物产（Samsung Mulsan），1953年又在釜山创办了第一制糖和第一毛织，第一制糖是韩国首家制造业企业。郑周永从1950年开始在釜山经营物资运输，停战后，基于建设方面的经验，大量承接驻韩美军工程和战后重建工程，完成了洛东江高灵桥修复及汉江第一大桥重建等工作。具仁会在1953年创办了乐喜工业，主要生产合成树脂、塑料、牙膏等日用品，又在1958年创办金星公司，以生产收音机、电扇、电话等电器为主业。金钟喜在1952年收购了朝鲜火药共贩股份公司，成立了韩国火药，使韩国在1958年成为亚洲第二个拥有自主生产工业火药技术的国家。崔钟建则在水源接收了自己曾经任职的鲜京纺织，从事纺织、化纤工业。
在起步阶段，六家财阀创始人的经营事业与战后经济恢复紧密相关，为下一阶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李承晚自1948年至1960年担任韩国前三届总统，执政期间主要采取两项经济政策：一是维持韩元兑美元的高汇率，因当时韩国主要依靠美国援助，高汇率可使美元援助效用最大化；二是禁止与日本贸易，反应了韩国民众对日本殖民历史的反抗心理。在这一时期，韩国几乎没有出口，工业方面主要是为驻韩美军提供建设服务，以及进行战后恢复性建设。在1961年，整个韩国的工业增加值只有4.14亿美元。（Perkins，2013）
经济凋敝伴随着政治腐败，在1960年选举中，由于李承晚的舞弊行为引发民众反抗，暴发四一九运动，导致李承晚下野并流亡夏威夷，1965年客死美国。1960年，曾任汉城市长、商工部长官的尹潽善当选第四届总统。但尹潽善领导的民主党新派与民主党旧派围绕总理提名开展激烈竞争，张勉仅以一票优势当选总理。
2、朴正熙执政期（1963-1979）及第一次经济危机
1961年5月16日，韩国陆军少将朴正熙率众发动兵变，组建革命内阁，1963年当选总统。朴正熙执政长达十八年，这个时期是韩国经济发展模式成型最为重要的阶段，也是所谓“汉江奇迹”的开创期。在1961年，韩国整体经济实力与朝鲜相比仍有巨大差距（点击查看大图）
因此，全力发展经济，是韩国当时急需。自新罗统一后，朝鲜半岛就有文人治国的传统，历经100年左右的高丽武臣统治期是唯一例外。尽管民众支持，但朴正熙兵变带来的冲击，还是令韩国传统知识分子阶层难以接受（赵甲济，2013）。1961年6月5日，美国总统直属的韩国问题紧急处理小组提交了关于韩国兵变问题的综合报告书，该报告分析，“516兵变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少数军人制订了非常周密的计划，加上张勉政府未能得到国民对其解决国家问题能力的信任”，并建议“美国政府应当尽力支援和指导，使这股力量转向社会改革”，进而提出今后应主要靠经济手段对韩国政府施加影响。（赵甲济，2013）这份报告直接影响了美国此后对韩国的政策走向。
朴正熙组建的革命内阁，平均年龄比张勉内阁年轻二十岁。当时，韩国军官约6万人，其中10%有赴美留学经验（赵甲济，2013），比原政府官员视野更广、能力更强。朴正熙的施政目标，在于通过去除政治积弊，集中发展经济。从1962年起，韩国开始实施经济政策“五年计划”，直到1998年金大中就任总统后不再制订。
在整个朴正熙执政期，主要有两项重要的经济政策，即出口导向和重化工业驱动政策。与之配套的，是直接导致韩国财阀产生的一项重要制度——综合商社制度。
在1960年代开始实施出口导向政策的原因在于，韩国经济疲弱、国内市场狭小，李承晚政府严重依赖美元援助，如美国撤回驻军，则韩国经济难免崩溃。要实现经济独立，出口导向是唯一选择。但由于朝鲜半岛矿产资源集中在北部，而土地改革后，传统用于出口的农产品已只能满足于国内消费，因此制造业是唯一可以考虑的领域。但韩国缺乏发展制造业的自然资源尤其是能源，寄希望于由私人企业自行发展，几乎没有任何可能。
为了发展制造业，朴正熙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一是继续从张勉政府就已开始的韩元贬值，1955年1美元兑55韩元，到1964年已贬值到1美元兑255韩元（朴昌根，2012），在整个1960-1980年代韩元一直处于低估状态（但直到1986年韩国才实现贸易顺差，因为韩国企业需要花很长时间去了解、适应国际市场需求进而取得国际市场份额）；二是进行产业保护，限制外商直接投资；三是进行利率改革，通过提高实际利率使银行储蓄增加；四是对特定行业实施直接补贴（包括出口补贴、铁路运费折扣、电费折扣等）；五是每月召开例会，由朴正熙、政府官员和企业家共同检讨出口政策成效，在例会上，朴正熙会根据企业家的反馈，直接下令去除政策障碍；六是建立韩国科技研究院，吸引海外韩裔专家回国效力。在这一时期，几乎所有行业都受惠于韩元贬值，相当多数也受惠于直接的出口补贴。（Perkins，2013）
在此期间，韩国大企业都开始布局出口。三星建立了纽约办公室，向尼日利亚出口缝纫制品，向埃塞俄比亚出口军用织物；现代完成了泰国帕塔尼纳拉西瓦高速（Patani Naratiwat Highway）、关岛住宅区和越南一个港口的建设；鲜京织物收购了海外通商；乐喜在内罗毕、东京、纽约、新德里、汉堡和法兰克福先后成立了分支机构；韩华则成立了太平洋贸易公司。此外，受益于1965年韩日官方关系正常化，乐天在1967年进入韩国市场，创建了乐天制果和乐天铝业。同时，制造业也继续发展，现代汽车于1967年成立，1968年首款车型Cortina下线（与福特合作），由蔚山工厂量产；金星还生产出韩国首台冰箱、黑白电视、空调、电梯和洗衣机。
由于高利率政策，在1965年前后，即便是韩国政府大力支持的出口商也需要支付高达20%的银行贷款利率，而此时外国贷款利率仅为12%，且外债实际由韩国央行（之后为韩国外汇银行）提供实质担保。同时，由于限制FDI，韩国企业的国外融资主要采取了银行贷款和供应商信贷的形式。外债和出口金额比率从1965年的6%上升到了1970年的30%。但随着韩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全球经济放缓，到1969年已有约30家韩国公司无力偿还外债。这是韩国第一次经济危机。韩国政府不得不与IMF协商制定了经济调整计划，包括在1971年将韩元贬值18%、废止大多数出口补贴及进一步放开利率管制等。由于推迟了国内债务的付息时间，减少了国内债权人的利息，使外债偿付得以维持。（Eichengreen、Perkins及申宽浩，2012）
此时适逢美国陷入越战泥潭，尼克松于1969年7月25日在关岛宣布了新的美国策略，对盟国将仅提供核武器保护伞、物资和空中支援，不再提供地面部队支援，也即所谓“尼克松主义”。（Perkins，2013）朴正熙政府由此决心实现韩国的重工业自主，进入1970年代后，推出了重化工业驱动政策。1973年1月，朴正熙发表了“重化工业化宣言”，宣布韩国以在1980年代初达到人均国民收入1,000美元为目标，将加快发展石化、钢铁、机械、造船等重化工业。随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包括金融上扩大间接融资渠道，设立国民投资基金；税收上将列入重要产业的相关企业实施直接的所得税减免、扣减，对相关设施和原料进口设置减免关税优惠；在工厂用地和人力政策方面予以倾斜。（朴昌根，2012）
在政策的具体执行中，朴氏政府相当积极主动。当朴氏政府认定要发展某一产业时，会主动找来相关企业，要求执行，并给予特殊优惠。例如，朴正熙曾建议现代集团创始人郑周永承接建造现代化造船厂的任务，以使韩国能自行建造巨型油轮，用于运输石油，满足韩国重化工业的能源需求。郑周永在完成对挪威、日本等先进造船工业国的考察后，认为任务过于艰巨。此时朴正熙委婉的表示，“好吧，如果你只是想做些简单的事，我会表示理解”，这意味着现代集团将失去政府的支持。郑周永最终接受了建造任务，首艘油轮于次年下水。但此时OPEC油价处于高位，正值油轮行业的低谷，没人愿意购买韩国建造的油轮。于是朴正熙令国会通过一项法律，对使用韩制油轮向韩国运输石油者，给予特殊优惠，而韩国在施行重化工业政策后，已成为主要的石油进口国。这就使现代集团主动买下了自己建造的油轮，并开始航运业务，韩国由此开始逐渐成为全球主要的造船业国家。（Perkins，2013）
韩国能源匮乏，石油几乎100%依赖进口。在此条件下发展重化工业，难度巨大。在“重化工业化宣言”发表9个月后，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引发全球第一次石油危机。1973年10月17日，OPEC要求以色列从阿拉伯占领区撤退，决议每月减产5%，阿布扎比和沙特相继宣布中断对美国供油。11月4日，OPEC宣布减产25%。韩国因与美国的关系，被OPEC列入非友好国家名单。到1974年1月1日，石油价格同比上涨4倍。1974年，朴正熙政府决定让韩国企业进入中东建设市场，通过赚取石油美元来解决能源问题。在银行担保、减免50%企业所得税的政策导向下，韩国企业开始有组织的进入中东建设市场，从1973年开始，到1978年共获得146.8亿美元建设订单，接下来三年又获得了266亿美元建设订单。在1978年顶峰时期，韩国建设企业在中东员工人数达到14.2万。但由于集中进入中东市场，1970年代末，已有58家韩国企业在中东建设市场展开恶性竞争，1980年代开始，韩国企业海外建设经营状况开始恶化。（赵甲济，2013）
第一次石油危机后，韩国企业经历出口危机。1974年10月，三星和大宇提出参照日本建立综合商社，并向韩国商工部提交韩国综合商社育成方案。1975年4月30日，韩国政府正式颁布关于综合商社的规定，其最低资格标准为：（1）自有资本总额不少于10亿韩元（约250万美元）；（2）年度出口额在5,000万美元以上；（3）出口产品7项以上，每种产品出口规模50万美元以上；（4）产品的出口对象国要在10个以上，每一个国家的出口额不低于100万美元；（5）需有10个以上海外分支机构等（吴勇红，1997）。1975年5月19日，三星物产登记为第1号综合商社，5月27日，大宇、双龙登记。其后晓星物产、半岛商事、鲜京、三和、锦湖实业、现代综合商事和栗山实业均逐一登记。
韩国政府给予综合商社在进出口贷款方面高度优惠，而在出口导向政策下韩国企业本来就高度依赖国外市场，有资格登记成为综合商社的又只可能是少数大型企业，因此直接导致大量陷入生存危机的中小企业被少数综合商社所并购。1970-1975年，现代、大宇和双龙的增长速度分别达到33%、35%和34%（Meredith Woo-Cumings，Stiglitz，2013）。韩国大型企业由此演变为跨界财阀。1980年，韩国前十大财阀营收的GDP占比已达48.1%（梅昌娅，2017）。
在1970年代，韩国的产业发展主要有三个突出表现：一是开始集中发展重化工业；二是开始进入中东建设市场，同步开拓海外能源；三是为了运输建设材料和能源产品，开始大力发展造船业和航运业。以上三点具有非常强的内在逻辑。除此之外，1969年韩国商工部提出了电子工业培养方案，标志着韩国电子行业的起步。甚至朴正熙的女儿朴槿惠当时也报考了电子工程专业。而综合商社制度的施行，直接导致大量中小企业被财阀并购，财阀兴起，经济资源趋于集中。此时期各财阀的发展情况如下（点击查看大图）：
韩国资源匮乏、市场狭小、战后经济疲敝，既与北方对峙，又高度依赖随时可能减少的美国援助。在强烈危机感之下，为了实现经济独立，朴正熙政府强力干预经济，推行出口导向和重化工业驱动政策，使韩国走上了一条与其自身资源秉赋十分不匹配的经济发展道路，对韩国后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朴氏政府的经济政策需要企业家去执行，为了得到企业家的支持，政策本身就内涵了经济驱动因素。由于资本匮乏，通过金融压制和高利率将资源集中于生产企业，创造出高负债率的财阀。这一时期的韩国企业家，也有着非常强烈的进取心和创业精神。可以说，当时韩国的执政利益与财阀利益以及普通国民利益是紧密捆绑在一起的。
朴氏政策促使韩国重化工业及造船、航运业从无到有、快速发展壮大，另方面在石油危机中挺进中东等地能源输出国市场，保障了韩国能源安全，也使韩国企业开始走向国际化，这些政策为韩国国民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使国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韩国GDP从1962年的全球第101位跃升至1979年的第49位。根据1978年一份韩国报刊的调查，在政府机构、银行和企业任职十年以上的韩国白领家庭，100%拥有电视、96%拥有冰箱、64%拥有洗衣机、42.7%拥有钢琴、2.7%拥有小轿车（Myungji Yang，2018），而在此十七年之前，韩国要比朝鲜还贫弱得多。
但这些政策不可避免的导致经济资源向少数财阀高度集中，财阀在扩张中承受的高额外债，最终还是由韩国政府予以隐性担保。1967-1978年韩国的年平均通胀率高达14.2%（Perkins，2013）。在这种发展模式下，韩国政府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开始难以摆脱对少数财阀的依赖。
1979年7月6日，朴正熙被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刺杀身亡。如果阅读更多资料，可以得知朴氏执政后期韩国政治局势紧张。朴氏倾力发展经济，创造了“汉江奇迹”，多年之后仍然能够得到相当高的评价，这种记忆甚至影响后人，成为朴槿惠独特的政治资源。但在全力发展经济的同时，由于过度依赖军人，没有足够时间和环境去完善法治，导致韩国政府内部与财阀之间关系复杂，利益交换严重。此后韩国执政更迭的焦点问题以此为滥觞，影响至今。
3、全斗焕、卢泰愚执政期（1980-1988、1988-1993）及第二次经济危机
朴正熙被刺身亡后，崔圭夏短期就任总统。1979年12月12日，韩军保安司令、陆军中将全斗焕发动兵变，掌握军权。全氏动用兵权就任总统，逮捕金泳三、金大中等人士，遭到韩国民众反对，1980年5月18日光州事变爆发。全氏执政伊始，韩国爆发第二次经济危机。
韩国第二次经济危机与1970年代的重化工业政策密切相关。韩国财阀在资本密集、投资规模巨大的重化工业时期，为了保持自身对企业的控制权，同时由于限制FDI的政策，偏好债务型融资而非股权融资。1980年代，韩国间接融资比例高达79%（朴英哲、Huge Patrick，2013）。这导致韩国制造业的债务权益比（也就是杠杆率）激增，从1974年的300%持续上升到1980年的近400%。1979年韩国外债占GDP比例上升至33%。在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外国债权人担忧韩国国际收支情况，开始缩短贷款期限，短期贷款到1980年上升到15%。1980年因美国经济衰退引发全球衰退，以国际市场为依赖的韩国爆发第二次经济危机。韩国政府被迫再次与IMF达成协议，实施韩元贬值和财政紧缩政策。为了摆脱困境，全斗焕政府还强势削减劳动力成本，以在维持高额投资的同时降低经常账户赤字和减少外债。（Eichengreen、Perkins及申宽浩，2012）消费物价指数从1970年代的16.2%下降到1982-1987年间的年均3.5%，在抑制通胀方面取得成功。全氏政府减少对财阀补贴的尝试遭受失败，因为在重化工业政策期间，政府已对财阀许以承诺，在遭受困难时将施以援手。（Perkins，2013）
1988年，迫于国内压力，全斗焕宣布不再参加竞选，其助手卢泰愚当选总统。1990年，卢泰愚启用金钟仁担任总统经济首席，着手处理财阀膨胀问题。1990年5月8日，卢氏政府发表针对十大财阀的对策，引发反弹。1991年现代集团抵制补缴税款，遭受舆论压力。1992年1月8日，现代集团创始人郑周永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媒体通告，自朴正熙时代开始，每年须向当局缴纳数十亿韩元政治资金，举国哗然。两天后，郑周永宣布成立韩国国民党、参加韩国大选。郑氏建党遭到舆论“金权政治”、“财阀政党”的质疑。在1992年3月国会选举中，国民党获得31席，在12月总统大选中，郑周永失败，金泳三当选总统。（梅昌娅，2017）郑周永是韩国第一个参选总统的财阀。在郑周永参选总统之际，他应未曾想到他的下属，时任现代建筑会长的李明博，将在十六年后，实现他的总统梦。
全斗焕和卢泰愚执政期间，韩国财阀在重化工业、造船业等领域继续开拓全球市场。韩国人均GDP从1980年的1,674美元增加至1989年的5,438美元，1992年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963年的9倍。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普及，根据1987年的一项调查，韩国中产阶级家庭中，超过90%拥有冰箱、彩电、电话和相机，超过一半拥有钢琴，42%拥有小轿车（Myungji Yang，2018）。
财阀虽然规模扩张迅速，但财务状况并不理想。李健熙直言：“1986年的三星是一家垮台的企业”（宋在镕、李京默，2013）。此期间，部分财阀着手产业调整，开始将视野聚焦于具有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业。此时期各财阀的发展情况如下（点击查看大图）：
韩国虽然再次渡过危机，但高度依赖债务发展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为了维持外债融资，开始挤压劳工利益。这一阶段，在重化工业领域的持续发展和国际化，使中产阶层大量出现；但另方面，劳工问题开始突出，不断爆发劳资冲突。卢武铉和文在寅就是在此期间担任劳工律师，逐渐走上韩国政治舞台的。w全卢执政期开始，韩国执政阶层利益开始与财阀利益捆绑，逐渐与民众利益形成对立，为此后韩国经济社会发展诸多根本性问题埋下伏笔，“青瓦台魔咒”不断。
韩华创始人金钟喜、三星创始人李秉喆分别于1981年和1987年去世，金升渊和李健熙接任会长。韩国财阀开始步入“二代”。
3、金泳三执政期（1993-1998）及第三次经济危机
金泳三于1992年12月当选韩国总统，是自朴正熙以来首位非军人出身的总统。金泳三以民主化人士身份当选总统，施政目标在于清除腐败、促进廉政、发展经济。金泳三下令彻查全斗焕、卢泰愚执政期间的秘密政治资金问题，全、卢二人分别被判处终身监禁和有期徒刑17年，后由金大中于1997年特赦。
金泳三将经济全球化摆在其经济政策的最优先位置，通过实施金融去监管和市场开放来放松和逐步停止对资本账户下交易的管制（朴英哲、Huge Patrick，2013）。受惠于前三十年的经济发展，1996年韩国成为OECD第29个成员国。加入OECD，韩国需要去除贸易和投资壁垒。尽管相关限制看似被去除，但实际执行中仍有非常多的障碍（Perkins，2013）。在此期间，财阀的高负债运营模式并未得到改变，1990年代韩国的间接融资比例仍然高达54%（朴英哲、Huge Patrick，2013）。从产业布局来看，与前一时期相比，部分财阀开始在高新技术领域蓄力。（点击查看大图）
长期负债模式下，到1996年，韩国成为东亚利润率最低、资本投资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这意味着为了弥补非常有限的留存收益，必须有巨额的外部融资。1988-1996年期间，韩国公司的负债水平实际是世界最高的，达到348%。Meredith Woo Cumings认为，韩国1997年面临的情况与1979年有相似性：资产收益率较低、销售增长下降、生产能力过剩、价格竞争残酷、负债多（Meredith Woo Cumings，Stiglitz，2013）。1997年，位列韩国前三十的财阀，其债务权益比已达到518%的惊人程度，其中有5家甚至超过了1000%。1990年代中期，韩国劳动力成本提升、经济增长放缓叠加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为了维持高投资率，外债增长迅速。不平衡的资本账户自由化导致韩国企业偏好短期债务，短期外债增长到超过外汇储备300%的水平。（Eichengreen、Perkins及申宽浩，2012）
1997年，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相继爆发经济危机。韩国采取加息捍卫韩元。由于亚洲经济局势恶化，外国银行开始收紧放贷，逐渐不再向韩国企业续展短期贷款。韩国的银行-财阀体系开始崩溃。（Perkins，2013）利率和货币冲击使49%的韩国企业出现流动性困难（Meredith Woo-Cumings，Stiglitz，2013）。从韩宝钢铁破产开始，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席卷韩国，三美、真露、大农、起亚等财阀相继宣告破产。到1997年底，破产企业总数高达3万。危机的顶峰，第二大财阀、作为韩国象征之一的大宇集团也走上破产之路。韩国政府被迫向IMF再次救援，这是二十年来首次由OECD国家向IMF请求援助，对韩国的自尊心造成极大打击。期间，爆出政府金融监管机构和银行高层因收受贿赂而未对贷款进行严格审查，金泳三之子金贤哲收受斗阳集团等企业政治献金的事件也浮出水面。财阀与执政者的瓜葛并未因自诩为“民主化人士”的当选而停歇，金泳三民望跌至谷底。
4、金大中执政期（1998-2003）
1997年12月，金大中当选总统。金大中是自朴正熙之后对韩国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最大的总统。金大中对韩国政府与财阀之间的关系十分了解。自朴正熙时代以来，韩国政府已逐渐形成对财阀的依赖，没有财阀的支持，任何经济政策都难以施展。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使韩国财阀处于最虚弱的状态，令金大中有机会对整个韩国经济进行1960年代以来第一次真正的改革。
根据韩国前国家银行行长朴升的披露，1998年6月，韩国不良债权上涨到136兆韩元，超过贷款总额的20%，不良债权总额中的60-70%处于韩国银行界，而韩国银行全部实缴资金总额还不到15兆韩元。（朴升，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2012）。经评估后，5家银行无法偿付债务，被其他银行合并。接下来的两年，另有6家银行被收购。非银行金融机构方面，超过一半的互助储蓄银行和财务公司，以及25家租赁公司中的10家最终倒闭（朴英哲、Huge Patrick，2013）。
金大中改革的措施包括：禁止财阀附属公司之间相互提供贷款担保，提高管理层透明度，降低公司债务权益比至250%以下等。由于财阀大量负债，因此财阀改革必然要与金融监管改革同步。1997年修订了《韩国银行法》，经由立法设立了“金融监管委员会”（Financial Supervisory Commission, FSC），下设执行机构“金融监管局”（Financial Supervisory Service, FSS）。FSS合并了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和非银行金融业的所有监管职能，直接向韩国总理办公室汇报工作。（朴英哲、Huge Patrick，2013）
FSC采取了渐进的改革方法。对于排名第6至64的中型财阀，制定自愿解决方案，以重组方式解决债务问题，避免因大量破产导致社会动荡。与之配套的是FDI自由化，通过了《公司重组条例》，由6家大银行负责，以延期偿付、债转股、降低利率、放弃债务、出售非核心业务等方式推进财阀重组。对于最大的5家财阀，金大中政府施以关键政策，要求主要财阀互换子公司。其目的在于减少重复投资、削减过剩产能，使每家财阀在其核心竞争力领域更为强大，着眼于造就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例如：要求大宇将电子企业交予三星，而三星将汽车企业交予大宇（大宇汽车交易因大宇破产而受阻）；要求现代与LG的存储芯片公司进行合并等。尽管财阀对部分政策予以反抗，但囿于经济危机，金大中政府以信贷威胁，最终重组得以推进。前5家大财阀的债务权益比下降至200%以下。（Meredith Woo-Cumings，Stiglitz，2013）
金大中改革使韩国国民经济和财阀获得了重生。通过金融改革，金融不良债权从136兆韩元下降到2001年底的约19兆韩元，1997年末降到39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也增加至1,080亿美元。2002年开始，韩国经济摆脱危机，开始强劲复苏，GDP从1998年的-6.75%，增长到1999年的10.9%，2000年保持在9.39%（朴升，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2012）。在金大中执政期内，三星电子在TFT-LCD、闪存设备及PDP工业领域的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第一，半导体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第二，研发出全球首款全彩AMOLED。现代汽车吸并了起亚汽车，成为全球主要的汽车企业。LG在LCD屏研发和制造领域，位居全球前列。此阶段六大财阀的产业发展情况如下（点击查看大图）：
从另方面看，金大中改革也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重组导致了劳工大量失业，仅前5大财阀就解雇了约10%的员工（Meredith Woo-Cumings，Stiglitz，2013），排名第二的大宇集团破产。金融改革后，银行数量从33家减少到20家，银行员工人数总计减少40%（朴升，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2012），金融失业人口达到6.85万（Myungji Yang，2018）。韩国总失业人口从1997年12月的65.8万人，上升至1998年12月的170万人，1999年较1996年新增贫困人口将近300万。（Myungji Yang，2018）由于接受IMF援助，整个改革方案是在IMF指导下做出，韩国民众对于损及普通民众利益去拯救财阀的重组方案产生极大反感，社会舆论将此次危机称为“IMF危机”。改革之后，大多数企业开始削减长期职位，替之以短期雇佣，企业只承担少量薪酬（同样的工作，非正式雇工平均只能获得正式雇工51.3%的时薪），提供很低社会保障，几乎没有福利。包括短期、兼职和计件工在内的非正式雇工，在21世纪之初占到韩国用工总量的一半，在服务业则占到60%-90%，为OECD国家之最。可以比较的是，英国和美国同期非正式雇工比例只有28.4%和16.1%。（Myungji Yang，2018）在金融机构和财阀获得新生的同时，韩国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明显下降。
金大中个人对韩国贡献甚巨，但仍受家庭成员贪腐之累。在金大中卸任前，2001年其长子金弘壹爆出经济丑闻，2002年11月其三子金弘杰因受贿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期三年执行，2003年2月其次子金弘业因受贿和逃税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金大中为此多次向国民致歉。
5、卢武铉执政期（2003-2008）
2002年12月，以劳工律师身份出道从政、代表韩国社会中下层的卢武铉，以微弱优势当选总统。卢氏执政期间，掀起第四波金融自由化浪潮，旨在将汉城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这需要资本账户交易的完全自由化、韩元可自由兑换及国际化，以及允许以韩元进行离岸交易。韩国并不具备实现上述目标的客观条件，政策难以推进。针对渐增的货币升值压力，卢氏政府决策放松对资本外流的管制。一系列措施诱发了大规模的短期外债增长（朴英哲、Huge Patrick，2013），短期外债规模占到GDP的20%。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10月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后，资金大规模流向低风险、高流动性资产，去杠杆催发境外资金低价抛售韩国资产，韩国股市和汇率暴跌。韩元从2008年7月的1美元兑换不到1,000韩元暴跌到11月的1美元兑换不超过1,500韩元。IMF危机以来的韩国金融自由化，使外国投资者尤其是美国对冲基金持有韩国股市总市值的约50%，而卢氏改革又为资本外流打开方便之门，在全球金融市场失控时，韩国门户大开。
经历金大中改革之后，财阀集中优势发展，到卢氏执政期间，在多个行业都开始居于全球领先地位。电子产业及半导体方面：三星研发出全球最大80英寸、102英寸FHD PDP、全球最大17英寸AMOLED、40nm 32G NAND闪存、50nm 1G DRAM、全球最早实现AMOLED量产；LG研发出全球最大尺寸20.1英寸LTPS AMOLED、全球最薄2.4英寸手机用屏、全球首款14.1英寸彩色柔性电子纸及全球首款100英寸FHD屏。造船业方面：三星建造出全球首艘极地钻探船、全球首艘北极穿梭油轮、全球最大的26.6万平方米LNG轮；现代完成全球最大螺旋桨推进器（直径9.1米）建造，制造出全球最大动力的船用发电机，建成全球最大的LNG运输船，建造全球最大电子制御式大型发动机（10.9千万马力）。此期间六大财阀发展情况如下（点击查看大图）：
卢武铉以劳工律师出身，以微弱优势获选总统，并无足够的政治经验和资源，在经济政策方面乏善可陈。卢氏以代表社会中下层为其政治依凭，但家属和核心下属在执政期均卷入与企业相关的贪腐案件，后遭检方调查，卢氏在卸任后也多次接受调查。2009年5月23日，卢武铉选择跳崖自杀，悲情谢幕。
5、李明博执政期（2008-2013）
2007年12月，李明博当选韩国总统。李明博曾在现代集团旗下现代建设任职27年，并曾担任过汉城特别市市长。在竞选时，李明博提出“747”的口号，即实现经济增长率保七、人均国民收入达到4万美元、经济规模位居全球第七，从这一口号及当选结果，可以看到韩国民众对于经济现状的不满和对发展的期盼。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袭来，韩国再次进入被动调整阶段。
李明博执政期，试图通过积极减税、放宽限制去培养新的增长动力。但韩国民众和舆论对此的理解是，“削减企业所得税是对大企业集团给予优惠”（韩国《朝鲜日报》2011年9月9日），李明博本人又是长期供职现代集团的高管，叠加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最终减税政策无法推行。金融危机传导至韩国后，2008年11月的韩国股市比一年前下跌了60%以上，韩元半年内贬值超过40%。现代重工集团宣布2008年1-10月订单量减少50%，8月份韩国汽车对美出口创5年最低。韩国央行在10月13日与美联储签署了30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10月20日开始总额达1,3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计划，并为2009年6月30日前到期或新借的本地银行外债提供总额为1,000亿美元的3年期付款担保，同时动用外汇储备，通过外汇市场向韩国的银行和企业提供300亿美元资金，增加市场外汇供应。此外还出台了降息、增加财政预算开支、为非首都区新房提供消费税优惠等经济刺激政策。
此期间，韩国对外净债务几乎为0，外汇储备接近短期债务总额的一半，且企业杠杆率已经从金大中时代的250%下降到50%，总体而言，所受冲击要弱于1997年（Eichengreen、Perkins及申宽浩，2012）。
金融危机期间，部分财阀主动调整结构、逆势扩张，使韩国企业在电子产业和半导体领域继续扩大领先地位。三星研发出全球首个40nm DRAM、在中国苏州建立7.5代 LCD工厂、大规模生产20nm 4G超高速移动DRAM，同时收购了医疗设备公司Medison和德国OLED材料企业NOVALED等。LG研发出全球最大的19英寸柔性电子纸、全球首款55英寸电视用OLED面板、全球首个6英寸UV LED晶圆、全球首款105英寸曲面UHD电视面板，并实现FRR 3D液晶屏、6英寸LED晶圆和6英寸可弯曲OLED的全球首次量产。SK则在2012年收购海力士，一举切入半导体存储产业，实现了与SKC、SK材料等上游材料部门的协同。此期间六大财阀的发展情况如下（点击查看大图）：
当人们一度认为李明博逃脱了“青瓦台魔咒”时，2018年3月22日，韩国首尔中央法院签发了对李明博的逮捕令。韩国检方认为，李明博涉嫌从三星电子收受DAS公司在美国的诉讼费68亿韩元、从前友利银行金融控股会长李八成等人收受贿赂，涉贿规模达111亿韩元（约合人民币6510万元），并涉及DAS公司设立的约350亿韩元（约合2.05亿人民币）秘密基金问题。李明博案仍在审理。
5、朴槿惠执政期（2013-2017）
2012年12月，朴槿惠当选总统。朴槿惠系朴正熙的长女，她的当选，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韩国民众对已成过往的“汉江奇迹”的再度期盼。
朴槿惠在经济政策方面提出了经济改革三年规划，包括去除积弊、稳固经济基础，发展以增加就业为中心的“创造型经济”，以及刺激内需、均衡内需与出口。在朴正熙时代，韩国政府商工部提出电子工业培养方案，朴槿惠恰逢其时的选择了西江大学电子工程专业，可以说对电子行业的发展十分了解。而进入2010年代后，三星、LG、SK在电子、半导体和显示面板等信息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以及信息科技时代的深入，自然使朴槿惠将所谓“创造型经济”纳为自己的施政主要目标。此阶段部分财阀之间进行了重要产业重组，三星集团将化学、军工防务和航天板块（包括旗下三星综合化学、三星道达尔、三星Techwin和三星Thales）整体出售于韩华集团，这一重组使三星将优势进一步集中于半导体等高科技领域，而韩华集团在军工防务和化学材料领域的优势也得以扩大。此期间六大财阀的产业发展情况如下（点击查看大图）：
朴槿惠最终未能逃脱“青瓦台魔咒”。2017年2月28日，负责调查朴槿惠“亲信干政”事件的特别检察组认定，朴氏与其密友崔顺实，从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处收受贿赂。同一天，备受质疑的三星集团未来战略室（前身为三星集团结构调整本部）宣告解散。除李在镕外，特检组还调查了现代汽车集团会长郑梦九、韩华集团会长金昇渊、SK高管金昌根和乐天集团会长辛东彬，作为证人传唤了SK会长崔泰源、LG会长具本茂、韩进集团会长赵亮镐等。2017年3月10日，韩国宪法法院通过了对朴槿惠的弹劾案，朴氏成为韩国历史上第一位被成功弹劾的总统。检方随即以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对其提起公诉。
很难说，到底是韩国执政者在为国民经济施策，还是韩国的财阀经济模式在选择和摒弃韩国总统。基于本篇梳理的历史，在下一篇，我们将集中讨论为何韩国屡现“青瓦台魔咒”，而财阀却可以“长盛不衰”，以及韩国财阀经济模式对中国会带来哪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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