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润银行温暖进驻古镇，为“镇村金融”发展注入新动力，下面是易起看中山给大家的分享，一起来看看。
中山古镇小额贷款
12月22日，华润银行中山古镇支行正式开业，华润银行中山分行行长薛锦辉等班子成员、古镇镇政府领导及嘉宾代表共同为开业剪彩、揭牌。古镇支行是华润银行中山分行（以下简称“中山分行”）在中山开设的第6家经营机构，也是中山分行积极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落实“镇村金融”业务，以有力的金融产品及智能化网点满足当地镇村金融需求的重要一步棋。开业当日，古镇支行存款时点数达6.5亿元，贷款余额11亿元。
庆典活动上，薛锦辉向长期以来支持中山分行和古镇支行发展的政府、社会各界和客户朋友表示感谢。“古镇是中国灯饰之都，当地的灯饰、花卉苗木产业经济活跃，企业实力雄厚，全民创业氛围浓厚，镇村金融环境优越。”薛锦辉表示，中山分行将依托集团产业金融及科技金融优势，大力支持镇村经济发展，助力企业成长，全力打造富有中山特色的粤港澳大湾区特色银行。
中山分行是华润银行在粤港澳大湾区布局的一级分行，扎根中山8年来，坚持创新发展，打造核心竞争力，助力客户产业振兴、资产增值，履行社会责任，热心公益事业。截止目前，中山分行已在中山设立6家网点，员工总数118人，资产规模超60亿元。
据悉，在古镇支行筹建期间，中山分行积极探索、勇于尝试，担起央企责任践行“普惠金融”使命，持续推进产业金融及科技金融创新。2021年，中山分行持续授信支持古镇村委和企业发展、捐助参与抗疫、篮球联谊全民健身、公私联动把金融服务和知识带进村、产业金融协同惠民等一系列乡村振兴举措，在古镇闯出了一条彰显华润红色央企社会责任感的乡村振兴之路，得到了当地政府和群众的认可。
中山分行表示，作为央企今后将继续践行“助力实业 融惠民生”的使命担当，永葆创业创新激情，倾力服务经济民生，为乡村振兴贡献华润力量，助力中山高质量发展。
文/见习记者 黄靖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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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与歌陪伴的人生
刘文立
刘文立
人生如诗，又像歌。享有诗与歌，文立在教师生涯之外又多了一处精神家园精神家园。因而，我充实而自在地在天命的旅途上前行，从不感到寂寞。
1943 年严冬, 父母刘山鳌和彭瑞琴把我带到人间。当时，日本强盗肆虐神州大地，将千万同胞逼上了生离死别的迁徙之路。父母带着襁褓中的我，跟着成堆的难民逃命。此刻，我还能忆起慈母给弟妹们唱的“摇篮曲”：“日本鬼子的大炮，轰坏了咱们的家，炸死了亲爱的爸爸，亲爱的妈妈，破庙里挤满了一群无家可归的难民……”。的确，念及双亲时，这首带着悲怆却平缓旋律的哀歌总在耳畔萦回。
稍大些，我在修业小学和幼幼小学唱会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团结起来继承我们的父兄”，“伏尔加河边听长江水声，两大民族友谊团结紧”。上长沙市十一中后，走出小巷市井的顽童进入了广阔得多的知识空间。譬如，在家时从窗外传来的收购破铜烂铁或挑河水叫卖的吆喝声，而今已被校园里大喇叭播放的《歌唱祖国》《敖包相会》《嘎达梅林》和《拉兹之歌》所取代。此前，出于好奇和求知，我常钻进灵官渡那座幽暗的大庙中，站在几排长凳之外，听说书人用半文半白的湘方言讲《水浒传》《杨家将》和《白蛇传》。而今，在中学的新教室里，老师在以普通话给我们分析李白、杜甫、白居易、艾青、闻一多、臧克家、普希金和莎士比亚的诗歌了。
50 年代中期,语文分成了“汉语”和“文学”两门课。这样，文立混沌初开就从“文学”课中读到了唐诗和宋词。发下“文学”新课本，就从头看到尾，总想把那些诗词都记下来。春游时，我与同学爱去河西的岳麓山游玩。在山下清溪流淌、古木参天的爱晚亭，会念起“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拾级而上，又默诵“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登至山顶的云麓宫，都不约而同地高呼“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了。小玩伴还展开比赛，看谁背的诗词多。直到湘江中已有渔火闪烁，近乎“月黑夜风高”的时分，“单于”们才赶紧“遁逃”出茂密的林间。
1957 年，长沙市十一中举办纪念十月革命 40 周年诗歌演唱会。一位高中生朗诵了这首诗：“还是在母亲怀抱里的时候，一个童稚的梦想就铭刻心头，说是谁若能沿着那七色的彩虹走去，就能走进欢乐的天堂；有多少个雨后的傍晚，我沿着泥泞的田埂走向天边……十月的道路，便是人间的七色长虹……”。我深受感染，从此开始学习朗诵。
那时，同窗好友段精求发表了一首讴歌苏联女英雄卓娅的长诗，获得全市中学生诗歌比赛的优秀奖。我常向精求讨教，听他评述马雅可夫斯基、莎士比亚和拜伦，也试着写“分行的散文”。59 年 3 月末，我写了一首赞扬为护厂救火而献身的女工向秀丽的诗，去参加全校的新诗朗诵会，没料到获得了创作和朗诵两个第一名。从此，文立愈发热爱诗歌了。
时值东西方“冷战”，欧美的语言文学被边缘化，文学青少年大多景仰苏俄作家及诗人。当年，位于五一路的“中苏友好馆”经常举办诗歌朗诵会，我怎么都要挤进去听。而且，我急切地期待上高中，因为那时才开俄文课。59 年秋，文立考入长沙市一中。啊，终于能学俄文了!我很快就掌握了它的基础知识，还与高尔基城一个中学生通信。自己无知得可怜，却对“三湘四水”之外的世界特别是苏联产生了美好憧憬。为了让躁动的心静下来，高二时我写过一首小诗自励：“热爱故乡吧，游子的心，你千万别激荡！未来事业的航程，要在港湾里决定方向。”
拉板车时的刘文立
可是，因为交不起伙食费，60 年冬我只得辍学谋生。从 10 岁起，文立便开始推板车,从搬运工手里接过浸了汗水的几分钱交给母亲，寒暑假未曾间断；我还带大妹去天伦造纸厂做小工，乘机在废纸堆中找书看。而今大多了，自己拖得动板车。在街道搬运队的大半年中，我有幸同青年诗人易允武一起卖苦力。就读武汉大学中文系时，这个大二学生发表了名为《宇宙诗页》的抒情诗，与流沙河的咏物诗相酬唱。结果，他头上也被罩了一顶“帽子”，不得已从长江畔返回了湘水边。当时，诗人身穿破旧衣裤，腰间塞着一条毛巾，频繁地出入货栈和码头。还记得，瘦长的允武兄拖着载有一捆捆钢条的板车，我用套在右臂上的一条粗绳牵引，两人肩并肩地往前挪动。途中，他给我讲解朱自清在《背影》中白描的写作手法；古诗词中的“诗眼”的揣摩，意境的联想；中国现代文学中白话诗的起源和演变……。在新时代，易允武以知名记者和散文大家而蜚声于报界文坛。令人痛惜的是，饱经人寰冷暖的允武兄几年前已乘风归去，遨游于他在《宇宙诗页》里曾倾情地予以礼赞的璀璨天庭。现在，我常追怀这位指引过自己走上文史之路的启蒙导师,尤其在仰望浩渺星空的时候。
1961 年 9 月，我靠拖板车积攒的钱复学于明德中学。文立只有薄被而无床单，用衣裤当枕头就睡在铁床的稻草上，冬夜冻得蜷缩成一团。这一时期，我几乎阅读过每期的《诗刊》和《人民文学》，并写了长篇诗评《浅谈郭老新诗的缺陷》以及《清溪剪影》《谣谚零谈》等诗歌和杂文。此外，还曾尝试为新诗谱曲。不过，我一直主攻俄文，坚持在教室后面的黑板上编写俄文辅导栏。1962 年，我参加了高二年级的俄文比赛和高中部的诗歌朗诵比赛（朗诵高尔基的散文诗《海燕》），都取得了第一名，更坚定了来年报考“北外”的志愿。文立想以戈宝权为榜样，从事苏俄文学的翻译研究。60 年代初，高中生的月口粮定量虽比普通市民多 3 斤，仍很不够。放学后教室里无人时，我常饿着肚子高唱俄文歌：“我们的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她有无数的田野和森林，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亲爱的朋友，我们都爱列宁山...从高高山上，我们瞭望四方……”。
那时，一部苏联电影的主题歌在高中毕业班传唱，沁入了我的心扉：“当年我的母亲，通夜没合上眼睛，伴我走遍家乡，为我一路送行；在那拂晓的时分，她送我踏上遥远的路程……”。我爱唱歌，爱读诗。田间在《给战斗者》中的名句“在诗篇上，战士的坟场，比奴隶的国家，要温暖，要明亮”给自己以奋进的勇气。我常背诵贺敬之的《放声歌唱》：“春风，秋雨，晨雾，夕阳...桃花，南方，雪花，北方……我走向黄河，我走向长江”。而几乎每一天，我都会“放声歌唱”《黄河颂》：“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奔向东南，金涛澎湃，掀起万丈狂澜”。其实，少年歌者是在抒发追求理想的情怀。顺应时代主旋律，我阅读了许多歌颂革命事业的诗文。而主题相似的大量习作，也出现在文立的纸质粗糙的日记本上。
1962 年暑假,我向省人民医院提供烧煤用的黄泥，还是为了上学交饭钱。我与好友谢慰民合作，有时也单干。我俩在城郊一处小山丘挖出黄土后装进两个大竹筐，一拖一推地牵引板车经由一条便道向城中走去。烈日下攀爬浏城桥的高坡时，年青人划出了一个个“之”字形，深弯着的身躯几乎紧贴发烫的路面，一步一叩头，一叩头便掉下一滴汗。从浏正街下坡时，我会哼起《三套车》里的“有人在唱着忧郁的歌，唱歌的是那赶车的人”；还有《拉兹之歌》里的“命运唤我奔向远方...命运虽如此凄惨，但我并没有一点儿悲伤”。50 天里，我的上身因暴晒而换了两次“表皮”。1963 年 1 月，为了拼凑高中最后一学期的饭钱, 我请求学校让自己来运走食堂的垃圾。寒风嗖嗖，冷雨潇潇，热汗透过背心渗入了旧棉袄，我又牵引着板车沿湘江边朝城北的废料场迈开脚步。拖车人不再哼歌，因为俄文句型、历史人事及古文段落，正伴随胶皮木车轮的滚动在脑海里不断地重现和交织。
1963 年 5 月末，我领了考生志愿摸底表，立刻将北京外国语学院俄文系列为第一志愿。随后，接到老友张白影寄自武汉大学的信，劝我将中山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改作首选。当日下午，文立在湘春街路口的湘水畔流连。我凝望着穿梭于江面的帆船，北上还是南下，仿佛想得到这条母亲河的启示。最后，在碧波浸漫的一片沙滩上，我用赤脚工整地书写了“中山大学”的字样。高考前一天，餐票告罄。幸好，傍晚爹妈送来了及时雨。严厉的父亲少有地在柔声中将两元钱塞到儿子手上，作为高考的饭钱。二老没说什么，转过身便消失在昏暗的路灯下。首日上午考作文，题目为《唱国际歌时所想起的》。我不假思索地挥就了一篇两千字的抒情散文，取材于英烈传记及诗词，还塞进了本人习作里的某些排比句。午饭时，我给自己奖励了 1 毛钱的“香干子炒肉”，觉得余下的各科都不难了。高考过后，只得离校。当年，我们家有 8 口人挤在一个放了3 张大床的房间里，没有自己的铺位。夜里，我就卸下一块门板睡在屋檐下，望着星空做大学梦。清晨，则跟随大弟到一个砖场做工。8月 14 日下午，文立接到中山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闻讯后，母校明德中学免掉了我欠缴的 5 元饭钱；大姐邮寄了路费，二姐赠送了蚊帐,三姐面交了衣物和粮票；“右派”舅舅彭瑞泉也给了我毛巾、肥皂和牙膏。这时，我结识了考入化学系的程不吾，约他同赴中山大学，从此引为挚友。
1963 年 8 月 28 日，妈妈送我往广州求学。我已买好半价的慢车学生票，花去 5.6 元，口袋里剩下 7 元。午夜时分，母子来到车站广场。文立左手提着一口朱漆木箱，装了旧衣裤和日用品；右手夹住一口木质“肥皂箱”，里面是俄文书及辞典，还有诗文习作和日记；占据了整个后背的，则是一张有裂缝的草席裹着的破被褥。在一盏路灯下，娘俩与程不吾及其母亲相逢。程伯母见状问道：“刘同学怎么就这点行李？”我没吭声，妈妈却随口答道：“我崽的大件行李早就托运了。”分别时，我在母亲闪动的眼神中看到了真切的祈盼，还有明显的焦虑——她知道儿子身上的钱仅够半个月吃饭。她抓着我的手说了几遍：“到了学校，快去申请助学金”；“立伢子，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我拜别老人家后，生平首次登上了南行的列车。途中，我将脸紧贴在半开的车窗上，回忆慈母的话，她的那种眼神。与生养了自己的这片故土告别，我望着向后退隐的山水和农田，右手伸到窗外，任凭那夹带了煤烟的凉风久久地吹拂。文立一遍遍地唱着：“当年我的母亲，通夜没合上眼睛……在那拂晓的时分，她送我踏上遥远的路程……”。在后来的人生旅途上，自己又有过几次重要的机缘。无论拖家带口地奔走于京广线，还是孤身一人羁旅在异域——莱蒙湖旁、塞纳河畔、地中海西岸或圣劳伦斯河口，当火车离站或是飞机腾空，我都会唱起这首出于自己肺腑的歌。每到此刻，热泪如多年前那样又湿润了双眼。
1998年5月4日参加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活动
慢车走了 26 个小时，才把文立带到陌生的羊城。8 月 30 日上午，我兴奋而好奇地踏入了郁郁葱葱的康乐园；在高班同学李逢森的热情引领下，前往外语系报到。哪晓得俄文专业停办，自己被分配到法文专业。开学两周后就没餐票了，向同班的丘一剑借了两元钱才熬过了几天。9 月 19 日左右，我获得了伙食费全免的乙等助学金；金额为每月 12 元，全年总计相当于 300 个农民所交的公粮数。我感激至极，因为在大学阶段都有饭吃了。此时，不由得想起自己从小学三年级起所经历的困顿和艰辛；在霜冻中和烈日下推拖板车的场景，又在脑际浮现。于是，文立暗暗立誓：“我要对得起国家，绝不能辜负人民的培育之恩”。我封存了俄文典籍，全身心地扑到法国的语言和文学上。随着课程的推进，我很快就已移情别恋：阅读的兴趣从普希金、托尔斯泰、高尔基转到了雨果、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爱唱的歌从俄文的《伏尔加船夫曲》和《列宁山》变成了法文的《马赛曲》和《月光下》。在我的心里，戈宝权已隐退，傅雷则成了新的学术偶像。
60 年代中期，文立把最宝贵的青春岁月留在了中山大学。我牢记母亲的叮嘱：“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我有自知之明，只能以勤补拙下苦功。天刚亮，我就在宿舍旁的树林里和翠竹旁开始了晨读。周六傍晚，当大家背起凳子三五成群地前往校园的电影广场，自己却常夹着课本词典溜进一片漆黑的教学楼，拧亮了一盏孤灯。星期天于我，则多为“星期七”。大学期间我从没有寒暑假的观念,仅回过一次故乡，也是因为无钱买车票。因为父亲曾在叔外祖父兴办的企业里当过部门经理，所以文立“根不正苗不红”。而今，自己又如此发奋攻读，在那个鼓吹“政治挂帅”的年代，给人留下了“只专不红”的印象。为此，我受到了批评和教育。背着这样的“精神十字架”，我在外语系苦学过 5 年——即便文革中也未间断，因为在公开场合早已改学法文版《毛泽东选集》和“语录”了。1966 年夏至1968 年夏，法籍教师 Henri Rognon（罗勇）看大字报要人陪同。我成为他的固定译员，练就了纯熟的口语。那时，外语系弥漫着“文攻”的硝烟和“武卫”的杀气，我干脆躲进就读于物理系的至交黄珂的宿舍长住，潜心读书。在日记里，我将李煜词《浪淘沙》中的“金剑已沉埋，壮气蒿莱”改作“金剑岂沉埋，气壮蒿莱”，借以励志。我如饥似渴地偷读了诸如《悲惨世界》《九三年》《茶花女》和《曼侬•雷斯科》等法文名著。同时，文立还向英文专业的同学李瓈和汪念郴求助，给我上课或提供书籍，自学二外。就读中山大学的年代，通过各种书刊的涉猎和不同讲座的旁听，我将专业的范围从语言文学扩展到了文史哲大领域。我常哼着一首法文歌： “Il était un petit navire qui n’a ja,ja,jamais navigué ,qui n’a ja, ja ,jamais navigué .”（他是一艘小船，从来没有远航过，从来没有远航过。）当年，我虽无断餐之虞，却苦于无钱购书。广州外文书店来我系设点销售时，有些词典让自己爱不释手。我当即退掉饭票或向老师借钱先买下，然后向三个姐姐求援。1965 年暑假，我为学校的一个基建工程挑了 3 个星期的土，用挣来的 10 多元去买影印版法文工具书。63 级的同窗真好：黄庆升帮我缝补带补丁的被单；蔡济美给我理发；“一对红”杜桐华鼓励我在政治上求进步；李佐淇见文立实在衣冠不整，连无领汗衫上还有小窟窿，便主动借给我两件像样的衬衣——记得这是在 1966 年 4 月，我被派到广州国际旅行社当实习翻译前夕。
1966 年 11 月，我参加一支“步行串联队”前往闽赣苏区。途径赣州，我在一堆待销毁的“封资修”书籍旁转悠，偷了一本《唐诗三百首》。那时，清晨出发前全队先集中学习“红宝书”中的几条语录，然后可各自登程，晚上再会合。如此安排对心有旁骛的人非常合适。我便独自行军，把“红宝书”塞进挎包里，边走边读“不红的宝书”《唐诗三百首》。几十天里，文立神游于千年前的贤哲仙圣之间，真是愉悦极了。
1968 年 8 月，我和大批毕业生被遣送至汕头牛田洋军垦农场。在潮阳县河溪乡海边，大家从早到晚劳作，春夏秋种水稻，冬季挑土固大堤。文立从小就饱受重体力活的洗礼，倒也无所谓。可是，挚爱的专业学习中断于有为之年，令我黯然神伤。有一天，“女生连”与“男生连”隔着大片的稻田干活。刹那间，我陷入了柳永词中 “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的惆怅情境。那天晚上，在大堤上用竹条和稻草扎盖起来的营房里，有位日后成为人民日报记者的姚同学，与我凑在一起，禁不住都轻声背诵了这首《八声甘州》。念到“……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时，两个学子在昏暗的灯光下四目对视，会心地苦笑了。工余，文立常躲在蚊帐里打着手电读法、英文书。唉，大堤上草棚里左右两长排蚊帐之中的一顶——自己仅有的“私人空间”——实在是太透风了。终于，我遭到了举报。
那时，在一同接受“再教育”的学生之间，经常展开相互的揭发和批判。虽然我白天一直出满勤，仍得为此在班会上做检查。不久，在全排晨训列队时，我又受到一位学生干部的公开训斥。他将文立先前的“只专不红”与目前的表现相联系，再度予以厉声的批判。我低下头，做洗耳恭听状。可是，心里却想，我们曾在同一个班从字母开始学法语，在同一幢红砖宿舍里朝夕相处达 5 年之久。而今，同一个班的学友又在南海之滨劳改。每天清晨，我们都举着“红宝书”齐声敬祝“万寿无疆”，然后耕耘在同一片海田里，挑土在同一条大堤上；收工后背着农具归来，都栖身于同一个草棚中。既然如此，为何要这般……。我不得其解，便默念起“煮豆燃豆箕...”那首诗来。当天晚上，我溜出草棚，来到一段断堤上，想独处一会儿。是夜，生于海上的那轮明月，全然消失了。此刻，面对无边黑幕笼罩之下的农田，文立呆望着连几颗疏星都被阴云遮掩的夜空，已不知自己究竟何所思，何所欲，何所为。我只感到莫可名状的心痛袭来，清早列队时强行噙着的冷泪，再也抑制不住了。最后，我想出了一剂药方以“自救”。过了几天，我托人在汕头买了一个曼多林琴。收工后一回到草棚，文立便“却坐促弦弦转急”，不断高奏“语录歌”，让乐音传遍了全排的营房。从此，再没有人来批判自己了。可是，我感到难以终日。
1970 年 12 月，在农场的“锻炼”总算结束了。根据“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原则，我由南向北再过金鸡岭，复归久违的长沙。在湖南省“四个面向办”报到时，一位女干部对我说：“组织上决定派你去教书。”我当即回答：“好，我愿意当老师。”其实，从在中山大学上二年级起，这就是自己不变的职业追求；不过我想留校，因为课余能从事翻译研究。71 年初，我开始在周南中学教英文。那时，英文课本里充斥着“语录”和“敬祝...万寿无疆；打倒帝修反...；举起手来，缴枪不杀……”等用语，常用词汇和基本语法却很欠缺。我和同事都清楚，此种教材根本无用，但“臭老九”们谁敢说破“皇帝的新衣”。作为班主任，我还带学生“学农”即到人民公社插秧，“学工”即在印刷厂上班，并为在建的湘江大桥运土。领着 40 多个少儿，我边干活边思忖：“啊，又重操旧业了。可惜有强项用不上。”幸好，长沙铁道学院为在非洲援建铁路而新设了外语系，73 年春调我去教法文。文立自信地投入到法文精读和口语的教学中，受到了学生的欢迎。
当时，高校未评职称，我于 74 年被确定为“主讲教师”。看到苦学来的法文能传授给“工农兵学员”，真高兴。然而，心底的“康乐园之梦”仍是黄粱一枕。1975 年，我冒昧地投书商务印书馆，表达了翻译社科书籍的意愿。我获得并填写过一份译者简历表，但此后再无下文。步入中年，时不我待，遂在教余攻读一门“封资修”色彩较为淡薄的专业——法国史。除了阅读通史和传记，我还靠《参考消息》整理出关于法国历史和政治的大量剪报，并试译《印度支那的征服》一书。
看来，苍天真不负有心人：1978 年恢复研究生制度，我得以报考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那年秋，我踏入仰慕已久的燕园, 在一代宗师张芝联的指导下攻读法国史。毕业后，我于19 8I 年冬被分配到武汉大学法语系，既教书也编辑《法国研究》。多亏在北京大学的深造及熏陶，自己拓宽了学科领域及人生视野，不仅提高了教学水平，也能严谨地致力于史书译介和论文撰写。80 年代中后期，文立还在日内瓦大学历史系两度留学深造。期间，我主要研究法国史，与法国和瑞士的史学家交流和合作，兼事《瑞士中立史》等书的译注。校长刘道玉和系主任王德华都关心并支持我的工作，同事均很友善。尽管如此，我仍想在一个专门的法国史教学岗位上贡献所长，恰好中山大学历史系有这样的需要。
1991 年隆冬，在一场纷飞曼舞于长江两岸的瑞雪中，文立与珞珈山和东湖水惜别，携家南迁。我本是麓山下湘水边一粒细微的种子，多年前依从命运的风帆飞越金鸡岭，飘落在珠江之畔。南国的最高学府里，自己被培育为一株小草；继而又移植于几处文化沃土，演化成一根竹子。重返中山大学时，文立禁不住追怀既往，思索来日。我在母校度过了“春华”的韶光，复归时已临近“秋实”的盛季。
而今，在康乐园的绿树丛中和青草地上，这根竹子居中而立，上仰苍翠松柏，下荫芬芳芝兰。啊，吾生欣幸,有此殊遇。这名学人自然而然地意识到，应当尽其所能地报答如此善待过自己的教育界了。
于是，像张芝联先生当年在燕园中言传身教那样，除了讲授世界当代史外，我集中精力在康乐园里培养法国史研究生。这是一项适合于自己的事业。文立怀着“回报社会，完善人生”的心愿，乐此不疲，迄今已逾 20 载。我在历史系创办了作为“二外”的法文班，吸引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和暨南大学的优秀本科生参加；除自己上课外，还利用本校法文系和校外“法文联盟”的渠道，提高他们的听说读写能力。我采用法文原著讲授的法国史课程，均向以上三校的历史系研究生开放。随后，我又经多方联系而取得法方或中方奖学金，将其中的佼佼者推荐到法国高校，在里昂、巴黎和佩皮尼昂攻读第二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受益于法国驻华使馆和驻穗总领事馆、瑞士文化基金会和加拿大驻华使馆的合作和捐赠，我建立了一个史籍期刊资料库。
在历史系的永芳堂，我有一间办公室。在那里，书架中几乎全是法文典籍，电脑边杂乱地堆放着中西文词典。文立终日身处此地，桌旁围着几个学生。春去秋来，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及博士后，身背挎包不断地出入这间办公室。6 月或 12 月举行的论文答辩会过后，他们又来此与导师躬身道别。现在，脑海里时常重现一张张青春的面容，一个个健美的身影。的确，迎新晚会和毕业典礼，师生平日的相处，课堂上的提问和答疑，近年来“伊美尔”和短信的交流，学生在学位论文“后记”里的叙述，凡此均不乏让我难以忘怀的场景及细节，令人感动的问候或留言。在欣慰的回忆里，这是本人所珍视的一部接一部的“电视连续剧”。说真的，各行各业中，唯有终身从教的人能享受到一种如此美好的特权，能同可爱的青年人长年相伴。始终地，“岸草那么青翠，流水这般嫩黄”；永远地，“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教师的职业人生——不管自己愿意与否——也是一届又一届学生一个章节接一个章节地翻阅的“连载式实录”，又是从头到尾向小范围内的读者群体发行的“章回体传记”。
年复一年地辛勤耕耘于一块小小高教园地，我感受到了自己漫长教师生涯的价值。在文立有幸执教或指导过的学生中，多名本科生、3 名硕士生和 2 名博士生源于生我养我的“三湘四水”；3 名博士生来自培育了自己的中山大学外语系；1 名博士后来自培育了自己的北京大学历史系。回想1963 年 9 月评定人民助学金时自己立下的誓言，我会笑一笑。是的，从 1971 年初分配至长沙的周南中学，随后在长沙铁道学院和武汉大学任教，直到 2012 年 12 月在中山大学送走最后一名博士生，我这个从小爱好诗与歌的人，热忱地向社会奉献了一支悠长而朴实的“师歌”——“教师之歌”。而无论自己身处何地，在内心深处共鸣的诗与歌始终都伴随着我，并由于某些际遇而外化为一种意念或情境。
确实，文立虽徜徉在西洋史领域，对父母之邦和民族文化却无比热爱。我的诗情，往往激荡在西北边陲和中原沃野, 漂浮于丝绸古道，高昌长安，洛阳龙城，武林建康……。我的诗心，常常飞入一幅辽阔无垠的诗词加幻影的画屏中，时而盘桓于昆仑山下，古长城上，黄河之滨，长江源头……；时而又停泊在京华的故宫，敦煌的洞窟，曲阜的孔庙，南岳的寺院……。我吟咏迁客骚人的不朽华章，抚今怀古；自己的幽思和情韵还如同一缕又一缕游丝，渗入到无定河边，秦淮河畔，黄鹤楼中，滕王阁上，姑苏城外，乌衣巷里...。
文立在异域的游踪，既与从事的专题研究相关，也属于个人的求真之旅。为撰写《法国革命前后的左右翼》搜集资料时，我去过塞纳河畔的巴士底广场、拉雪兹神父墓地、蒙马特尔高地、先贤祠、波旁宫和巴黎圣母院多次，流连沉思良久。译注《瑞士中立史》的一年中，我专门察看过四州湖畔的格吕特利——瑞士联邦的摇篮。在莱蒙湖旁，我参观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还荣幸地拜望了居于日内瓦近郊的斯诺夫人，喜获她题赠的《红星照耀中国》；我又寻幽访胜，探索过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和卢梭留下的踪迹。在泰晤士河边，我就近旁的威斯特敏斯特教堂、国会大厦、白金汉宫和海德公园不断遐想，“日不落帝国”的某些历史景象仿佛再现眼前。在圣劳伦斯河口，我回顾了法英殖民主义者在北美的长年争斗；瞻仰林肯纪念堂时，我坐在堂前广场上思考过合众国的创建和扩张。立于佩皮尼昂海滨，我以史学家的情怀感叹过两千年前“地中海帝国”的盛衰，并试着盘点希腊-罗马文明留给人类的遗产。为了感受东西欧的差异，文立于 1990 年盛夏乘火车从日内瓦出发，穿越北阿尔卑斯山脉从伯尔尼到维也纳，再经布达佩斯、基辅和莫斯科返抵北京，沿途考察了 20 余天。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我与许多学人就骤然动荡的东欧展开过讨论。在莫斯科，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一场剧变降临前的某些征兆。其时，自己少儿年代仰慕过的红色大联邦正处于瓦解的前夕。红场上，面对东正教教堂，文立在列宁墓前又轻唱《共青团员之歌》和《伏尔加船夫曲》；还哼着“我们的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她有无数的田野和森林”，并忆起“十月的道路，便是攀登上天堂的长梯……”。在一首苏联名歌赞颂的“世界的希望，俄罗斯的心脏——我们的首都莫斯科”，这名中国学人带着诚挚的久远回忆和严肃的现实思考踯躅街头，向自己心目中那个呈现过七色彩虹的年代做最后的告别。我走进克里姆林宫附近的大国营商店，见到市民在只有数种简单日用品的货柜前排起了长队，他们神色凝重而秩序井然。有个英语游客想把此景此情拍下来，一位中年男子立马上前，尊严而礼貌地将他的相机按了下去……。在横穿西伯利亚的铁道上，一丛丛低矮的白桦林和一座座简陋的农舍，亲切地从眼前闪过；还有贝加尔湖，比自己熟知的阿尔卑斯山下的莱蒙湖更为清澈……。这次浮光掠影的苏联之行，多少圆了文立自幼的“俄罗斯之梦”。后来，我在一首题为《学旅》的诗中写道：“康乐园里再云游，时空剧目演春秋。湘水北流探远海，麓山南眺寻蜃楼；东俄难允轻帆泊，西欧易许远客留。长京汉穗沧桑历，日暮望乡不知愁。”
中年以后，我爱听蒋大为、杨洪基、关牧村特别是德德玛的歌。“送君送到大路旁，君的恩情永不忘...隔山隔水永相望”； “啊牡丹……哪知道你曾历尽贫寒…….冰封大地的时候 …… 春风吹来的时候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青春的岁月像条河……一支蹉跎岁月里追求的歌……一支难以忘怀的歌”；“时光留不住风华少年，岁月沧桑，才知人生路”；“望不尽，连绵的山川 ……轻轻牵走记忆的长线，漂泊的白云唤起我眷恋，梦里常出现故乡的容颜，阿妈亲切的背影仿佛在眼前”; “在那云雾弥漫的大地上，我从你怀里来到人间…….你给我播下人生的希望……当我极目望远方，泪水中闪动着你的身影”……。在这些震撼其心魄的歌声中，文立清晰地回想起，岳麓山和湘江水，长沙城里自己推拖着板车用赤脚丈量过的街巷；长青的康乐园，一片片幽深的树林和一处处伞形的翠竹，我晨读至喉咙嘶哑的小径从中穿过；在中山先生铜像的围栏前，我常触摸的那些无言的石柱;未名湖中，映衬在水里的树影和塔楼；燕东园里，我去过多次的张芝联先生的简朴寓所；壮观的珞珈山，镶嵌在山中的一排排整齐的斋舍，盛开在山下的一簇簇绚烂的樱花，还有那片波光粼粼的东湖水……。诚然，个体的命运难以规避所处时代的挟制。在延长至牛田阳农场“劳改”的大学岁月里，文立在精神上而不是体力上有过某些苦涩的经历。此外，自己目睹与闻过不少名师大家的坎坷与苦难；此辈精英谢幕人生前的境况，或者说他们作别红尘的方式，尤其让人唏嘘扼腕。现时，多年前的忧伤与骇愕仍隐留心田。抚今追昔，渺小的一己会感到一丝丝无奈和一阵阵悲凉。每念及此，文立便近乎本能地以诗词的吟诵来淡化那层积淀于脑际的阴霾：“啊，春风，秋雨，晨雾，夕阳……我走向黄河，我走向长江”；“大漠长河，天涯海内；齐歌鲁酒，楚国幽州；秦月汉关，风烟城阙；仙乐浔阳，悲鸟蜀道；晴川芳草，骤雨兰舟；巫山玉露，秦岭蓝关；长安渭水，并州桑乾；楼兰洞庭，长亭松岗；落日浮云，星垂月涌；林花凤阁，玉宇琼楼；芳心冷烛，夜雨西窗；寒灯落叶，冷月诗魂……”。特别还有先贤嗟叹过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和“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常给我慰藉和激励，每当自己在教学中因困倦而懈怠的时候。
留恋地告别自己的教师岗位之际，文立尤为铭记父母刘山鳌、彭瑞琴的养育深恩,是他们把自己送上了从教之路。严父尤其告诫我认认真真做事，规规矩矩做人。我感激岳父母黄瑞麟、周范群，他们始终视我为亲儿子；作为资深的语文教师，范群老人也是女婿的良师益友。我多谢贤妻砥平一直以挚爱和劳苦支持了我的事业；我在外继续学旅之时，是她艰辛地培育着独女蔚蔚。我怀念并感谢长辈彭瑞强、魏华实、彭瑞泉、周善群、周乐群，还有文芳、文卉、文菲、文川、文芬、文英、文全、程缄三、许振寰、柳树诚、黄林、黄家建和黄家纪等姐妹兄弟。文立在几个求学的阶段中和几个服务的岗位上，与一批又一批友善的同窗同事相处，其中不乏值得怀念的外国朋友。我难以一一列举其名，只能在此献上自己的一首小诗：“人生乃奔马，驿站接驿站；旅途多新知，旧雨终难忘；依稀梦相逢，晓风杨柳岸...”。
2008年7月8日，在法国驻广州总领事馆获颁法国“教育骑士”勋章
在个人经历的回放中，穿越时空的隧道重返自己教师生涯的起点，40余年间与长沙、武汉和广州三地数以千计的学生的相处，在脑际形成了一幅幅多彩的画面，眼前浮现出一幕幕鲜活的情景。我尤其记得他们中的许建元、刘小姗、黄定宇、张森宽、欧阳日平、史行通、熊定国、刘逢雪、李金良、袁新华、黄燕飞、范红艳、董海樱、朱亚鹏、邬恺山、杨令飞、张庆海、蔺志强、曾晓阳、郭丽娜、肖玮、曾伽、陈莉、陈静、黎拥华、顾冷冰、罗燚英、周小兰、张晶晶、谭欣欣、谢欣、岑丽春、苗清俊、王玮、王凯、陈龙、丁华灿、康波...而今，在珠水之南的华南新城的江边，带两个孙儿玩耍成了文立新的日课。我抱着两岁多的大宝璟烨坐在石栏上，看一艘接一艘的小艇推开水浪，向前驶去。他也会念：“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童车里的小宝璟潇，则睁开明亮的大眼，好奇地对着蓝天和白云微笑。我依然爱唱：“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奔向东南，金涛澎湃，掀起万丈狂澜”；“当年我的母亲，……在那拂晓的时分，她送我踏上遥远的路程……无论我走到哪里，最难忘母亲慈祥的笑容”；“……让我们回忆起年青的时候，当年的歌声又在荡漾”；“青春的岁月像条河...一支蹉跎岁月里追求的歌……一支难以忘怀的歌”； “……从远古走到今天，你就像不灭的信念;把我的爱献给你，把我的祝福留给你，祝福留给你……”（编辑：周修文）
刘文立，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副会长。著有《法国革命前后的左右翼》《工业革命中的法国社会 （1814-1848）》。译著有《法国史纲要》《法国现当代史》《瑞士中立史》《瑞士简史》《移民难民在瑞士的历史》。参编《法国通史》。2008年获法国 "教育骑士”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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