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之间借贷——非金融企业之间互相拆借资金的民事行为，下面是优雅熊猫nG给大家的分享，一起来看看。
贷款通则2014
企业之间借贷是非金融企业之间互相拆借资金的民事行为。企业之间借贷包括企业法人相互之间或者企业法人与非法人组织之间或者非法人组织相互之间的资金借贷。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企业之间的借贷案由规定为“企业借贷纠纷”，但企业之间借贷从广义上看仍为民间借贷，并具有多种形式，包括直接订立借款合同和以联营、投资等形式进行的资金借贷。
《合同法》有民间借贷合同规定，但没有规定企业之间借贷。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一款规定：“公民之间的借贷纠纷，公民与法人之间的借贷纠纷以及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纠纷，应作为借贷案件受理。”这条规定要求民间借贷关系中的一方当事人必须是自然人（公民），排弃了法人企业之间、非法人组织之间、法人企业与非法人组织之间的借贷。《贷款通则》第六十一条规定，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资业务；第七十三条规定，企业之间擅自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的，由中国人民银行对出借方按违规收入处以1倍以上至5倍以下罚款，并由中国人民银行予以取缔。
根据上述规定，企业之间借贷属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行为，其法律效力都被否定，在作无效处理的同时收缴利息，甚至受到行政处罚。主要理由是，企业之间借贷违反国家有关金融货币法律、法规的规定，造成企业资金脱离银行监控而进行“体外循环”，造成资金市场失控和金融秩序混乱，个别企业甚至以营利为目的，以借贷名义非法从事集资和存贷活动。但《贷款通则》禁止企业之间借贷，现已被认为是一种落后的禁锢。
当前，企业之间特别是民营企业之间，相互借贷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在正常情况下如果都作无效处理已经不符合客观现实。我国中小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资金需求强烈，但由于缺乏担保财产很难得到银行贷款，资金渴求与现有供给体制形成矛盾并日益突出，因此，中小企业不得不向自然人或其他企业融资。
为了解决企业之间借贷问题，同时为了防范企业非法经营金融业务，《民间借贷规定》第十一条规定：“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除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据此规定，除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民间借贷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外，企业之间生产、经营需要发生借贷为有效。
1.企业之间借贷的有效情形
根据《民间借贷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企业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只要借贷双方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企业间借贷行为即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双方签订的借贷合同有效。企业因生产、经营需要，通常是指为解决资金临时困难或生产急需偶然为之，而不能以此为主业常业，如果以经常存贷为主要业务或者为主要收入来源，则有可能导致该企业性质变为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从事存贷业务的金融机构，这将严重扰乱金融市场秩序。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在审理企业之间借贷合同纠纷时，通常都对借贷行为是否为企业生产、经营需要进行识别和确认，然后依据《民间借贷规定》第十一条规定来认定企业之间借贷的效力。
案例解析 公司之间因生产经营需要临时借贷有效
◎案情简介
2011年4月13日，佳德公司与广厦公司签订一份《借款协议》，约定：1.佳德公司向广厦公司出借8000万元；2.借款期限：自佳德公司资金划至广厦公司账户之日起两年（共二十四个月）；3.借款利息及费用：月利息及费用合计为千分之二十一（21‰），其中利息15‰，年度手续费7.2%；4.结息方式：借款当日佳德公司从借款额中扣除首年利息及手续费，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及后一年利息及手续费；5.担保方式：由广厦公司的股东李某某、毋某某以个人名义向佳德公司出具承诺，承担无限连带担保责任；6.广厦公司应确保按本协议约定的还本付息方式按时支付，如不能按时支付则按违约实际天数向佳德公司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支付标准按每天千分之二计算。同日，李某某、毋某某共同向佳德公司出具了一份《担保承诺书》，承诺用其个人在广厦公司的所有股权和全部个人资产在无任何抵押和担保的情况下为佳德公司的全部借款本息及手续费等一切费用承担无限连带担保责任。上述《借款协议》签订及《担保承诺书》出具的当日，佳德公司通过银行账号向广厦公司转款5984万元。同日，广厦公司向佳德公司出具了一份收据，载明金额为8000万元，并加盖了广厦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借款到期后，广厦公司未按《借款协议》的约定偿还借款本金、利息及手续费。
佳德公司向某省高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广厦公司向佳德公司偿还借款本金8000万元，支付利息及手续费2016万元；2.判令广厦公司按上述欠款数额的日千分之二向佳德公司支付自2013年4月14日起至实际还款日止的违约金；3.判令广厦公司承担佳德公司为收回借款而直接支出的费用，其中担保费39万元、律师代理费68.38万元；4.判令李某某、毋某某对广厦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一审判决
一审某省高院经审理认为：佳德公司与广厦公司虽不具备从事金融业务资质签订《借款协议》，但广厦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提供资金的一方佳德公司系以资金融通为常业，双方之间发生的借贷关系实质上是一种为生产经营所进行的临时性资金拆借行为，这一行为不属于违反国家金融管制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因此不应当认定《借款协议》无效。借款到期后，广厦公司未按《借款协议》约定偿还借款本息及手续费，其行为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李某某、毋某某向佳德公司出具的《担保承诺书》，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不具有无效情形，亦合法有效。担保人李某某、毋某某未按约定履行保证担保责任，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借款协议》虽约定借款金额为8000万元，但在履行中，出借人佳德公司提前扣除第一年的利息及手续费2016万元，实际向广厦公司出借本金为5984万元，应以实际出借金额认定本案借款的本金，广厦公司、李某某、毋某某对此答辩理由成立。《借款协议》约定借款期限内月利息及费用合计为千分之二十一（21‰），即年利率为25.2%，广厦公司应当按此约定支付，但以不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为限。《借款协议》约定广厦公司如不能按时支付则向佳德公司支付日千分之二的违约金，明显过高，应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广厦公司、李某某、毋某某答辩称，佳德公司无权要求广厦公司支付未付的借款利息的理由不能成立。关于佳德公司请求判令广厦公司承担佳德公司为收回借款而直接支出的费用，其中因诉前保全而支付的担保费39万元、因诉讼而支付的律师代理费68.38万元，因《借款协议》和《担保承诺书》对此并未约定，故不予支持。
某省高院判决如下：一、广厦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佳德公司返还借款本金5984万元，并支付利息及手续费、逾期付款违约金（利息及手续费自2011年4月13日起计算至2013年4月13日止，按约定的年利率25.2%计算，但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逾期付款违约金自2013年4月14日起至判决指定的履行期间届满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计算）；二、李某某、毋某某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佳德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判决
广厦公司和毋某某不服一审判决向最高院提起上诉。
广厦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关于“判决广厦公司支付借款利息、手续费、逾期付款违约金”部分，改判驳回佳德公司要求广厦公司支付借款利息、手续费、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
毋某某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改判驳回佳德公司要求毋某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或将本案发回一审法院重审。
二上诉人共同的上诉理由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的批复》的规定，企业借贷合同违反有关金融法规，属无效合同。一审判决认定广厦公司与佳德公司签订的《借款协议》有效错误。根据《合同法》 《担保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担保合同属于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从合同亦无效，本案毋某某向佳德公司出具的《担保承诺书》亦无效。一审判决毋某某对《借款协议》项下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错误。按照一审判决，当事人违约后，要支付相当于同期银行贷款利息八倍的利息，明显违反了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
最高院认为，根据当事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双方签订的《借款协议》是否有效。
广厦公司与佳德公司签订的《借款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符合《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借款合同的形式要件，其效力问题应按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予以认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对该条中的“法律、行政法规”解释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的批复》认定“企业借贷合同违反有关金融法规，属无效合同”，乃针对企业之间经常性的资金融通行为可能扰乱金融秩序的情形，一审法院关于双方之间发生的实质上是一种为生产经营所进行的临时性资金拆借行为，不属于违反国家金融管制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原审认定《借款协议》有效并无不当，本院亦予以确认。基于此，广厦公司、毋某某关于主合同无效，从合同亦无效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关于利息及手续费、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方式，一审判决明确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不存在广厦公司、毋某某上诉所称相当于同期银行贷款利息八倍的利息的情形。
综上，某省高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律师评析
本案件对《民间借贷规定》施行前企业之间借贷效力的认定具有指导意义。
当前，当事人主张企业之间借贷无效的主要依据是《贷款通则》第六十一条“企业之间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办理借贷或者变相借贷融资业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企业借贷合同违反有关金融法规，属无效合同”的规定。
这个判例首先解决了上述批复所适用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在这个判决书中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企业借贷合同借款方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认定‘企业借贷合同违反有关金融法规，属无效合同’，乃针对企业之间经常性的资金融通行为可能扰乱金融秩序的情形”，反过来也就是说，企业之间为生产经营所进行的临时性拆借资金行为，并不违反国家金融管制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故应作有效认定和处理。据此，我们认为，企业之间因生产经营需要进行的临时性拆借资金是不可避免的正常现象，如无其他违法情形，不能作无效处理；企业之间如果经常性发生借贷行为，且不用于生产经营的，就很有可能非法从事金融业务，甚至有非法集资之嫌疑，对此，应当根据借贷的目的、用途和后果再确定其效力。
这个判例同时指出，企业之间借贷“效力问题应按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予以认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对此作出解释：“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贷款通则》属于行政规章，在《合同法》实施后，不能再作为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的依据。所以，借款企业及其担保人仍以《贷款通则》第六十一条规定主张企业之间借款合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
［本案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一终字第39号民事判决书编写］
2.企业之间借贷的无效情形
根据《民间借贷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的，企业之间借贷行为不受到法律保护，双方签订的借贷合同无效。
《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有：（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这些情形是所有合同都无效的情形，企业之间借贷合同也不例外。
《民间借贷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1）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2）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3）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4）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5）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
案例解析 企业间利用银行资金获利的“流转”借贷无效
◎案情简介
2013年4月25日，A公司与B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约定B公司向A公司采购各种规格型号25000吨热轧卷，总价100750000元，B公司在2013年4月30日前支付6个月银行承兑汇票1亿元。次日，B公司以履行上述《购销合同》付款义务为由，从农业银行取得1亿元承兑汇票交付A公司。
4月27日，A公司与C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约定A公司向C公司采购热轧卷，内容与前述合同基本一致。同日，B公司与C公司签订《购销合同》，内容与前述两份合同基本一致。
5月2日，A公司将B公司前述1亿元的承兑汇票背书转让给C公司。同日，C公司向A公司出具了两份收据，确认收到A公司支付的1亿元。
2013年4月至7月间，为C公司向A公司提供1亿元货物，C公司提供其持有的某某大酒店83.61%的股权质押；龚某某提供其持有的某某大酒店16.39%的股权质押，并提供其所有的房屋抵押；某某大酒店提供无限连带保证担保；某某集团公司提供无限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上述三份《购销合同》订立后，三家公司都没有履行交付货物义务，承兑汇票上的资金最终转入C公司账户。
2013年9月，A公司分三次共计支付B公司100799966.40元。同年10月，B公司向农业银行交还银行承兑金额1亿元。
2013年7月12日，A公司与C公司、某某公司、陈某某共同签署了一份《协议书》，C公司承诺2013年7月19日向A公司归还购货款1亿元，如未在上述约定的时间之前归还购货款，将向A公司承担未归还部分30%的违约金；某某公司为A公司提供无限连带保证担保；陈某某等以房产为A公司提供抵押担保。
2013年7月21日，A公司与D公司签署《转让协议》，约定A公司将其于《购销合同》及与之相关的所有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转让给D公司。次日，A公司与D公司共同向某某大酒店、某某集团公司、某某公司送达了《担保权转让通知并担保义务履行催告函》，通知上述各担保人债权转让事宜，并督促各担保人履行担保义务。
2013年7月22日，A公司、D公司以及C公司、某某公司、陈某某共同签署了《补充协议》，明确：A公司将《购销合同》及其与C公司签署的《股权质押合同》项下之权利转让给了D公司。
此后，因C公司并未向A公司供应任何货物，亦未向A公司或D公司返还任何款项，D公司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C公司偿还D公司借款人民币1亿元并支付利息；某某大酒店、陈某某等六人对C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担保责任。
◎一审判决
一审法院认为，A公司与C公司签订《购销合同》，A公司依据购销合同向C公司支付了1亿元，而C公司并未依合同履行相应义务或返还款项。A公司此后将购销合同中的全部权利转让给原告D公司，并通知了C公司及担保人，故该债权的转让符合法律规定，D公司以受让债权人身份提起诉讼向八位被告主张权利，并无不当。
一、关于《购销合同》的性质及效力的问题。
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涉案购销合同约定C公司于一定期限内提供相应的热轧卷，A公司则预付全部货款，故在形式上属买卖合同。但在A公司与C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的同一天，C公司又签订了《购销合同》向B公司采购相同的热轧卷；B公司亦签订了《购销合同》又向A公司采购相同的热轧卷。从三方当事人之间的三份《购销合同》内容及履行情况综合考察，三方当事人之间就相同的热轧卷形成了连环买卖关系，但各方都没有准备履行交货的义务。因此，本案三方当事人之间签订的《购销合同》，不符合买卖合同的基本特征，其真实目的为三方当事人借买卖合同之名通过申请银行承兑汇票，然后将承兑汇票的资金出借给C公司使用，故涉案合同名为买卖合同实为企业借贷合同。
综上，三方当事人隐瞒企业借贷的真实目的，以《购销合同》支付货款为由取得银行承兑汇票，实际借给C公司归还其到期银行贷款，该一系列行为违反国家关于企业间禁止借贷的强制性规定，故应依法认定本案三份《购销合同》为无效合同。
二、关于八位被告应承担民事责任范围的问题。
首先，《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的，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购销合同因被确认无效，故C公司依法应当返还借款本金1亿元。
其次，A公司与C公司对于以签订《购销合同》形式进行企业借贷的事实均予以确认，故双方对《购销合同》无效均有过错，双方应当各自承担相应责任。A公司因《购销合同》无效而不享有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请求权，故受让合同权利的D公司向C公司主张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最后，《购销合同》虽为无效合同，但根据公平原则，A公司向C公司出借款项，借款人C公司应赔偿占用资金期间的利息损失。A公司依据《购销合同》于2013年5月2日将1亿元银行承兑汇票背书转让给C公司，但此时A公司并未实际支付票载款项，最后于2013年9月27日才向出票人B公司支付上述汇票款项。因此，法院对于D公司起诉主张的利息损失，应自2013年9月28日起算。
三、八位被告各自应承担责任的性质及方式。
首先，根据《担保法》的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在本案中，C公司作为主债务人，应当对作为主合同的系争《购销合同》被确认无效后的全部债务承担责任。
其次，本案中的其他原审被告为《购销合同》所作的担保行为，因主合同无效而无效。D公司主张担保人按照其各自的担保方式承担担保责任，不符合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解释》）第八条规定，因本案中的各担保人对C公司以订立连环《购销合同》的方式向A公司借款的事实均系明知而提供担保，显然具有过错，故均应当依据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综上所述，判决：一、C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D公司借款人民币1亿元；二、C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D公司利息损失；三、某某大酒店等（原担保人）对上述债务不能清偿部分，共同承担1/3的赔偿责任。
◎二审判决
D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称：
一、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A公司与C公司之间形成的借款合同关系未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双方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有效，现行司法实践已不再将企业之间的借贷关系一律认定无效。涉案《购销合同》因缺乏买卖合同关系之合意，应当被认定为自始未生效，而不是无效。原审法院应当将双方之间形成的借款合同关系是否有效作为案件焦点，而不应当就买卖合同关系是否有效进行认定。
二、各被上诉的担保人有义务就A公司与C公司之间借款合同关系的本金及利息承担各自的担保责任。在签订《购销合同》时，A公司与C公司之间已就借款合同关系达成合意，各担保人在提供担保时均对其所担保的法律关系为借款合同关系而非买卖合同关系是清楚的，故应依据担保合同的约定承担担保责任。即使A公司与C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被认定无效，各担保人也应当依据其相应的过错程度分别承担赔偿责任，而不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一、撤销原判第三项及第四项；二、D公司对C公司持有的某某大酒店83.61%的股权享有优先受偿权；三、D公司对龚某某持有的某某大酒店16.39%的股权享有优先受偿权；四、D公司对陈某某、龚某某等所有的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五、某某大酒店、某某集团公司、某某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审法院认为：
关于A公司与C公司之间形成的借款合同关系的效力问题。涉案三份《购销合同》各项约定均基本一致，且各方均未履行购销合同约定的交付义务，但B公司以其与A公司订立的《购销合同》为由向农业银行申请1亿元银行承兑汇票，且在B公司、A公司和C公司之间流转，承兑汇票款项最终转入C公司账户，可见其目的不是购销合同标的热轧卷的买卖，而是为了规避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相关规定，以买卖合同之名，行借贷之实。故本案所涉合同应是名为买卖合同实为企业间借贷合同。A公司作为一家贸易为主营的企业，并不具备从事金融业务资质，且与C公司不存在长期的贸易合作关系，其故意通过制作三家公司之间的连环买卖合同，以买卖合同之间的价差获取资金出借的收益，明显存在规避国家金融政策的情形。据此，原审法院确认三家公司以《购销合同》为由，用支付货款的名义借贷给C公司的一系列行为，违反了国家关于企业间借贷的强制性规定，依法认定合同无效并无不当。
关于各担保人承担的责任问题。本案中，所有担保合同随主合同无效而无效，所有担保主体在提供担保时均明知对其所担保的是借款合同关系而非买卖合同关系，且明知主合同无效仍然为借款人提供担保，理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D公司认为各担保人应当依据其相应的过错程度承担赔偿责任，而不是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担保法解释》第八条规定，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主合同无效时，债权人、债务人原则上均有过错，在担保人也有过错的情况下，由于担保合同无效是主合同无效所致，担保人的责任原则上不应当超过主合同当事人的责任。对于债权人的损失，债权人、债务人、担保人三方应分担相应的损失。担保人作为一方，无论提供担保是一个还是两个以上担保人其承担的责任份额总计不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所以，本案各担保人应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再审裁定
D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院申请再审。
最高院认为：
一、关于案涉《购销合同》和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认定。A公司与C公司签订《购销合同》的真实目的在于从事企业之间借贷，故该合同的性质为企业之间借贷合同，当事人各方对此认定并无异议。关于企业间借贷合同的效力认定，本院认为，对不具备从事金融业务资质的企业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所进行的临时性资金拆借行为，如提供资金的一方是以自有资金进行出借，并非以资金融通为常业，不属于违反国家金融管制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不应当认定借贷合同无效。本案中，尽管A公司并非以资金融通为常业，但B公司基于其与A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向银行申请了案涉1亿元银行承兑汇票，并将该银行承兑汇票交付给A公司后，由A公司背书转让给C公司，C公司通过持有该票据提示付款的方式从承兑行获得票款。因此，案涉资金实质是通过银行承兑汇票方式从银行融入的资金，并非出借人的自有资金。当事人具有利用银行资金进行非法营利的目的，故原审法院认定案涉企业之间借贷合同无效，并无不当。
二、本案担保人承担的责任如何确定。《担保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担保法解释》第八条规定：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有过错的，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本案中，各担保人对于C公司以订立连环《购销合同》的方式向A公司借款的事实均系明知，担保人在明知主合同无效的情形下仍对主债务提供担保，显然具有过错。鉴于合同无效的损失为债权人、债务人、担保人三方过错造成，故依据《担保法解释》第八条的规定，担保人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这里的担保人应指全体担保人，而无论担保人为一个主体还是多个主体，也无论担保人提供了何种担保方式。D公司关于“每一担保人应承担不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的赔偿责任”的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最高院再审裁定：驳回D公司的再审申请。
◎律师评析
本案是一起名为买卖实为企业间借贷和套取银行资金转贷非法获利的典型案件。
买卖合同与借款合同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合同关系，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出借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在借款合同中，借款人的目的是取得出借人的借款资金。而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在买卖合同中，买受人的主要目的是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但实践中，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的情况时有发生，那么对此应如何处理？
我们认为，在名为买卖实为借贷合同中，当事人以订立买卖合同为形式，背后掩盖着借贷的目的，在买卖合同不存在实际履行的情况下，借贷合同不一定因此而必然无效。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规定，“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法目”的合同无效。若以合法形式所掩盖合法目的的，就不能作无效处理。但本案当事人在“名为买卖合同实为借贷合同”的行为中存在以下三个非法行为：
一是套取银行承兑汇票。B公司以履行《购销合同》付款义务为由，从农业银行取得1亿元承兑汇票交付A公司，A公司将B公司1亿元的承兑汇票背书转让给C公司。从表面上看，上述行为是买卖合同的正常行为，但当事人的目的不在于买卖而是从事企业之间的借贷活动，实际上虚构了贷款用途，属于套取银行承兑汇票，违反了国家金融管制的强制性规定。
二是企业之间利用承兑汇票转贷。最高院在本案裁定中说的很清楚：对不具备从事金融业务资质的企业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所进行的临时性资金拆借行为，如提供资金的一方是以自有资金进行出借，并非以资金融通为常业的，不应当认定借贷合同无效。本案中的三家公司并非以资金融通为常业，但B公司基于《购销合同》向银行申请1亿元银行承兑汇票，并将该银行承兑汇票交付给A公司后，由A公司背书转让给C公司，C公司通过持有该票据提示付款的方式从承兑行获得票款，因此，案涉资金实质是通过银行承兑汇票方式从银行融入的资金，并将该资金进行转贷。企业之间利用银行承兑汇票进行转贷是违反国家金融管制的行为。
三是转贷牟利。转贷牟利是违反国家规定，以转贷牟取利益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资金转贷给他人的行为。转贷牟利侵犯了国家对信贷资金的发放及利率管理秩序，因而是违法行为。《民间借贷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B公司于2013年5月2日将承兑汇票交付A公司，A公司于2013年9月22日和27日支付B公司100799966.40元，在短短的四个多月时间里，B公司牟利799966.40元。因此，本案中涉案的企业之间借贷行为应当作无效处理，
［本案例根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沪高民二（商）终字第16号民事判决书和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680号民事裁定书编写］
银行贷款条例
安徽省地方金融条例
（2022年7月29日安徽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七十号）
《安徽省地方金融条例》已经2022年7月29日安徽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2年10月1日起施行。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2年7月29日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地方金融组织
第三章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
第四章 金融风险防范与处置
第五章 非法金融活动防范与处置
第六章 地方金融发展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促进地方金融健康发展，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地方金融组织及其活动的监督管理、金融风险防范与处置、非法金融活动防范与处置、地方金融发展。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本条例所称地方金融组织，是指依法设立、从事相关金融业务的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和区域性股权市场，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授权地方人民政府监督管理的从事金融业务的其他组织。
第三条 地方金融工作应当遵循安全审慎、规范有序、创新发展的原则，防范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全省地方金融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地方金融监督管理体制，完善省金融工作议事协调机制，统筹解决地方金融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大问题，落实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金融风险防范与处置以及非法集资处置责任。
省金融工作议事协调机制应当与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安徽省）对接，配合完善中央与地方之间金融监督管理、风险处置、信息共享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等金融协作机制，研究地方金融工作重大问题。
设区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地方金融工作的领导，加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执法队伍建设，提升地方金融监督管理能力，推动金融产业发展，落实金融风险防范与处置以及非法集资处置的属地责任。
第五条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全省地方金融组织及其相关金融活动的监督管理，组织、协调、指导金融风险防范与处置以及非法金融活动防范与处置，推动地方金融发展。
设区的市、县级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在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的指导下做好相关具体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财政、公安、司法行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市场监督管理、税务等部门，按照法定职责做好相关工作。
本条例所称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是指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或者指定，承担本行政区域内地方金融监督管理等相关职责的行政机关。
第六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建设全省统一的地方金融信息系统，归集地方金融监督管理信息，依托江淮大数据中心实现信息互联共享，提升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金融风险监测预警分析信息化水平。
第七条 地方金融组织应当依法开展金融活动，服务实体经济，承担社会责任，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履行金融风险防范和化解主体责任。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地方金融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应当开展金融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知识宣传教育工作，倡导理性金融消费理念，提高公众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和非法金融活动识别能力。
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应当开展金融风险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识别的公益性宣传，加强舆论监督。
第九条 推进长三角地区金融合作机制建设，强化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金融创新、金融风险防范与处置等方面的信息共享和协同联动，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高质量金融服务。
第二章 地方金融组织
第十条 设立地方金融组织，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经批准取得相关金融业务许可或者试点资格。
未经批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从事或者变相从事地方金融组织的业务活动。
第十一条 地方金融组织发生下列事项，应当向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一）设立分支机构；
（二）合并、分立；
（三）变更名称、经营范围、营业区域、住所、注册资本；
（四）变更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主要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五）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备案的其他重大事项。
对前款规定的事项，国家规定需要审批或者对备案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十二条 地方金融组织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建立并执行风险管理、内部控制、资产质量、风险准备、信息披露、关联交易、营销宣传等业务规则和管理制度，形成内部制衡和风险防控机制。
第十三条 地方金融组织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国家和省监督管理要求，履行恪尽职守、勤勉尽责的义务，有效防范和控制风险。
第十四条 地方金融组织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时，应当履行下列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义务，并通过文字或者音像等方式记录：
（一）以显著方式提请金融消费者注意其经营范围和禁止性业务规定；
（二）告知金融消费者与金融产品和服务有关的所有费用、利率、数量、违约金及其计算方法等涉及金融消费者重大利益的内容；
（三）如实、充分揭示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风险，了解和评估金融消费者的风险偏好与风险承受能力，将合适的金融产品或者服务提供给适当的金融消费者；
（四）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的其他义务。
地方金融组织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时，不得违背金融消费者意愿捆绑搭售产品、服务或者附加其他不合理条件。
地方金融组织应当建立方便快捷的争议处理机制，公示投诉受理方式，完善投诉处理程序，及时处理与金融消费者的争议。
第十五条 地方金融组织应当建立健全保障信息安全制度，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和诚信原则，按照国家规定或者合同约定收集、使用信息，妥善保存经营过程中获取的信息，不得泄露、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金融消费者信息。
第十六条 地方金融组织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向所在地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报送下列材料，报送内容应当真实、准确、完整：
（一）业务经营情况报告、统计报表以及相关资料；
（二）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
（三）涉及诉讼、仲裁、重大行政处罚等事项的说明材料；
（四）国家和省规定应当报送的其他材料。
地方金融组织应当按照规定向所在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报送金融综合统计信息。
第十七条 地方金融组织应当及时向所在地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报告影响或者可能影响经营管理、财务状况、风险控制或者资产安全等重大事项及其处置情况。
地方金融组织发生流动性困难、重大待决诉讼或者仲裁、主要负责人下落不明或者接受刑事调查、重大负面舆情或者群体性事件等重大风险事件，应当在事件发生后二十四小时内向所在地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地方金融组织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发生前款规定的重大风险事件，地方金融组织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时起二十四小时内，向所在地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第十八条 地方金融组织不得从事下列活动：
（一）吸收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存款；
（二）出借、出租许可证件或者试点资格取得文件；
（三）非法受托投资、自营或者受托发放贷款；
（四）国家和省禁止从事的其他活动。
第十九条 地方金融组织不再经营相关金融业务的，应当按照规定提出书面申请或者报告，并提交资产状况说明以及债权债务处置方案等材料。
地方金融组织解散、破产或者不再经营相关金融业务的，依法注销相关金融业务许可或者取消试点资格，并向社会公告。
第二十条 鼓励地方金融组织建立地方金融行业自律组织。地方金融行业自律组织应当依照章程制定行业自律规则，督促、检查会员及其从业人员行为，实施自律管理，配合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开展行业监督管理工作；维护会员合法权益，反映行业建议和诉求；督促、指导会员开展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适当性教育，开展纠纷调解。
地方金融行业自律组织发现地方金融组织会员涉嫌违反国家和省有关金融监督管理规定的，应当及时向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地方金融行业自律组织的指导。
第三章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
第二十一条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健全监督管理制度，针对不同业态的性质、特点制定和实施相应的监督管理措施，并与有关部门建立监督管理协调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每年制定地方金融组织监督检查计划，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的监督管理要求，对地方金融组织的经营活动实施监督检查。
监督检查可以采取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督管理等方式。
第二十二条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实施现场检查时，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入地方金融组织经营场所；
（二）询问工作人员，要求其对有关检查事项作出说明；
（三）查阅、复制与检查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
（四）检查业务信息系统；
（五）对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文件、资料、电子设备等证据材料，依法予以先行登记保存；
（六）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可以采取的其他现场检查措施。
进行现场检查，应当经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必要时，可以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鉴定机构等第三方专业机构协助开展现场检查。
地方金融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对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应当予以配合，如实说明有关情况并提供文件资料，不得拒绝、阻碍。
第二十三条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地方金融组织业务活动的非现场监督管理，运用地方金融信息系统及时、准确地掌握其经营和风险状况。
地方金融组织应当按照要求接入地方金融信息系统。
第二十四条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根据履行职责的需要，可以与地方金融组织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进行监督管理谈话，要求其对业务活动和风险管理的重大事项作出说明。
第二十五条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建立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领域的信用管理制度，依法记录和归集履行职责中所产生的相关信用信息。
第二十六条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在依法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地方金融组织涉嫌违反国家和省监督管理要求的行为或者存在其他风险隐患的，应当采取责令限期改正、向利益相关人进行风险提示等措施。
第二十七条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地方金融组织信息公示制度，在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官方网站、政务服务网等政务平台，公布地方金融组织名单及其相关许可、备案信息并及时更新。
第二十八条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协助进行现场检查的专业机构、地方金融行业自律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应当执行国家金融安全保密有关规定，对于履行职责中所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以及个人隐私，应当予以保密，不得泄露、传播和非法利用。
第四章 金融风险防范与处置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金融领域风险研判、决策风险评估、风险防范协同、风险防范责任等机制，加强与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驻皖机构的协调配合，稳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合法权益，并采取有效措施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运用地方金融信息系统，依法整合各类金融监督管理信息以及与地方金融工作密切相关的经济管理、社会治理等信息，对金融风险进行实时监测、识别、预警和防范。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按照审慎经营的原则，依法建立风险防控的业务规则和管理制度，增强风险防控能力。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开展应急演练。
金融突发事件发生后，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启动应急预案，立即采取应急响应措施，控制事态发展，组织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并及时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必要时可以越级上报。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发生重大金融风险事件，影响区域金融稳定或者社会秩序的，省金融工作议事协调机制应当加强与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安徽省）的协作配合，组织协调重大金融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
第三十一条 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监督管理的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村镇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已经或者可能发生重大金融风险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协助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驻皖机构开展风险处置工作。
省人民政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承担全省农村商业银行风险处置责任，建立健全相应工作机制，组织、督导设区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做好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商业银行风险处置工作。
国家对金融机构风险防范和处置职责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二条 地方金融组织应当建立健全风险管理制度和内部责任追究制度，落实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的监督管理措施和要求。
第三十三条 地方金融组织已经或者可能发生重大金融风险的，所在地设区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组织协调开展风险处置相关工作。
地方金融组织的业务活动已经形成重大金融风险的，除采取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的措施外，经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还可以采取下列风险处置措施：
（一）责令暂停增设分支机构；
（二）责令暂停部分业务；
（三）限制资金运用的规模和方式；
（四）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可以采取的其他风险处置措施。
地方金融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对依法进行的风险处置措施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阻碍。
地方金融组织的重大风险已经消除且恢复正常经营能力的，经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验收确认后，可以恢复正常经营。
地方金融组织的重大风险无法消除或者不能恢复正常经营能力的，依法注销经营许可证或者取消试点资格。
第三十四条 非金融企业存在资金周转困难或者资不抵债等情况，可能引发或者已经形成重大金融风险的，由非金融企业所在地设区的市、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协调有关行业主管部门、监督管理部门开展风险处置相关工作。
第五章 非法金融活动防范与处置
第三十五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擅自从事金融业务活动。
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金融活动。
第三十六条 非法金融活动防范与处置工作应当遵循防范为主、打早打小、综合治理、稳妥处置的原则。
第三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非法金融活动监测预警机制，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系，发挥网格化管理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作用，运用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加强对非法金融活动的监测预警。
行业主管部门、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强化日常监督管理，负责本行业、本领域非法金融活动的风险排查、监测预警，依法处置。
金融机构、地方金融组织按照国家和省规定监测非法金融活动，及时向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驻皖机构、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报告发现的线索；在经营活动中发现金融消费者可能受到非法金融活动侵害的，应当依法履行风险提示义务。
对涉嫌非法金融活动的，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有关部门举报。
第三十八条 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加强对用户发布信息的管理，不得制作、复制、发布、传播涉嫌非法金融活动的信息。发现涉嫌非法金融活动的信息，应当立即停止传输该信息，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防止信息扩散，并保存有关记录，向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驻皖机构、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第三十九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明知他人从事非法金融活动的，不得参与或者向其提供资助、协助。
为借贷、投资、保证、租赁、保理、买卖、赠与等活动提供咨询顾问、信息撮合等中介业务，开展内部信用互助，通过预收款、保证金等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非金融组织或者个人，应当规范经营、诚实守信，依法接受监督，不得变相从事金融业务。
第四十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发布包含非法金融活动内容的广告或者以其他方式向社会公众进行非法金融活动宣传。
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设计、制作、代理、发布涉及金融业务的广告，应当依据法律、行政法规查验相关金融业务许可证件、试点资格或者经营资格批准文件，核对广告内容。对相关金融业务许可证件、试点资格或者经营资格批准文件不全或者内容不符的广告，广告经营者不得提供设计、制作、代理服务，广告发布者不得发布。
第四十一条 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驻皖机构、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对涉嫌非法金融活动依法开展调查处置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需要组织、协调有关部门采取下列监督检查措施：
（一）登记主管机关加强对相关组织名称、经营范围和股东等登记事项的监督检查；
（二）市场监督管理、网信等部门加强对相关组织和个人广告宣传、金融信息服务等事项的监督检查；
（三）通信管理部门加强对相关组织和个人网站、移动应用程序等事项的监督检查；
（四）税务部门加强对相关组织和个人纳税事项的监督检查；
（五）有关行业主管部门、监督管理部门加强对相关组织和个人从业行为的监督检查。
第四十二条 非法金融活动经依法认定后，有关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责令金融机构、地方金融组织等停止为非法金融活动提供服务；有关信用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对从事非法金融活动的组织和个人采取信用管理措施。
非法金融活动未构成犯罪的，由批准机关、主管单位、组建单位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监督从事非法金融活动的组织和个人清理债权债务。
第六章 地方金融发展
第四十三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国家有关金融政策，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的金融发展规划，统筹推进服务实体经济，促进经济与金融良性循环。金融发展规划应当包括地方金融改革、金融资源集聚、金融市场建设、金融环境优化等方面的内容。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可以制定本行政区域的金融发展规划。
第四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政策措施，推进构建地方风险投资、银行信贷、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保险市场以及权益类交易市场等多层次金融支持服务体系，推动建立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为当地产业发展、市场主体等提供金融服务。
第四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完善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推广新型政银担风险比例分担业务模式，建立健全资本金补充、担保风险补偿等机制，充分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小微企业和农业、农村、农民融资增信作用。
第四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并完善金融发展政策措施，建立健全激励评价机制，支持发展普惠金融、绿色金融和科技金融，鼓励金融要素投向重点产业、重点项目和重点领域，引导产业转型升级，服务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和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建设。
第四十七条 鼓励金融机构、地方金融组织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发展供应链金融。支持金融机构、地方金融组织与产业链核心企业、第三方专业机构等加强信息共享，依托产业链核心企业构建上下游一体化、数字化、智能化的信息系统和信用评估、风险管理体系，提升产业链整体金融服务水平。
第四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融资对接机制，发挥融资服务平台作用，引导金融机构对接企业和项目。
第四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直接融资服务工作机制，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依法发行股票、债券及其他融资工具，支持企业扩大直接融资规模，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推进省级股权投资基金体系建设。
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支持省区域性股权市场建设，推动 “专精特新”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在省区域性股权市场挂牌；加强省股权托管交易机构与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等机构合作，强化路演对接和融资功能，支持挂牌企业发展。
第五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大金融机构引进力度，加强对本省金融机构的政策扶持。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金融人才培养和引进纳入人才支持政策体系，对金融高层次人才按规定给予政策支持。
第五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加强金融信用环境建设，将市场主体相关信用信息纳入省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
鼓励金融机构对其认定的信用状况良好的市场主体在贷款授信、费率利率、还款方式等方面给予优惠或者便利。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未经批准从事地方金融组织的业务活动的，由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地方金融组织未依照规定办理发生事项备案的，由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地方金融组织未按照要求报送有关材料的，由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地方金融组织未按照规定报告重大事项、重大风险事件的，由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六条 地方金融组织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项规定，出借、出租许可证件或者试点资格取得文件的，或者违反第三项规定，非法受托投资、自营或者受托发放贷款的，由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情节严重的，由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吊销经营许可证或者取消试点资格。
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地方金融组织拒绝、阻碍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实施现场检查或者采取风险处置措施的，由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八条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依据本条例对地方金融组织作出行政处罚的，根据具体情形，可以同时对负有直接责任的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地方金融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
第六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已有行政处罚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执行；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六十一条 投资公司、开展信用互助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社会众筹机构、地方各类交易场所的风险防范和处置，参照本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十二条 本条例自2022年10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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